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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才有了反拨的历史条件并由之酿成一场学术冤屈的历史控诉，一段时间内还结
成一条声势巨大的审美立场上“反豪放”的统一战线。
不过，笔者在这里又必须指出一点：胡适对词发起的这场革命是留有一手的，或者
说是给出路的。胡适同王国维（也同梁启超）一样，受时代大气候薰染喜欢做词，当然
绝不主张废词，即打倒词。他掀起文学革命的“誓诗”即是写在了一首《沁园春》的词
里，新文学革命的心声正不妨用旧的词形式宣示出来。当然风格声调变了，文字雅俗也
变了，“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内容意味更是大变了。——白话进入了词，白话
词成了胡适创造的白话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他最满意的那部分。有两点
最能看出胡适对词的给出路政策的优渥：一是他自己填了不少白话词，而且平仄韵律大
抵合辙，并不违反“倚声填词”的基本原则；二是他始终不肯让新诗兼并了词，保持了
词文学体裁的形式独立。正是由于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主帅网开一面，“五四”新文学
的大洪流冲垮了《选》学的辞赋、桐城派的古文和同光体的假宋诗，唯独留下了词。但
也冲掉了词的“常州”色彩属性，保留了它清新活泼、明白如话的纯洁体式。
胡适同王国维一样，也信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形式递嬗上王国维更多地留
意诗的不同体制的替代演化，他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
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
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
由于此。”这段话过于机械活溜，与他的“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至南
宋以后，词并为羔雁之具”等话一样，模糊影响，值得商榷。但在外貌上很与胡适那段
著名的话相似。不同的是主体：胡适说的主体是民间文士，包括歌伶乐工；王国维的主
体则是文学上的“豪杰之士”，即大文人，著名作家诗人，很专业的。——两人论断微
妙差异，可见一斑。1935年7月胡适曾有一信给任访秋， 谈到他与王国维在论词上的分
歧。首先胡适强调：“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两人在词史上着眼点
不同，结论亦不同。胡适又指出王国维的“境界”概念，“隔”与“不隔”的提法都说
的“不很清楚”。胡适认为，王氏的“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而他理解中的
境界或意境应是“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
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王国维的所谓“隔”，其实只是“不能浅出”而已，并不玄
妙。胡适还提到，“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指《人
间词话》）。——大概王国维自己并不满意《人间词话》（王国维十分满意自己的“人
间词”，评价甚高），胡适则深信自己的词史观是“根本不错”的，他的词学研究意在
历史的阐释与思想的前进，重在传授一种观念，锻炼一种眼光，培养一种意识。
三十年代：两队人马各做各的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他提倡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建立起
了一套崭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史的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
转型，把词学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或者说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胡适是
用中西学融合的文化哲学的批评手段居高临下，自外而内地解剖传统词学，他的手术做
得更先进，更大胆，“革面”居次，“洗心”为上。胡适的词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带出了
一队人马，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洗心”为上的新潮流，中国传统文学
史上有关词的章节已被推倒重写。
这一队胡适派的新人马，重要成员和最新成果有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
史略》、《词学概论》，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柯敦伯《宋文学史》，薛砺若《宋词通论》，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他们的关于词和词史见解，间有细枝末节的不同，但贯通的
目光、演化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均打上胡适牌鲜明的印戳。在词的现代学术史的演进上
，他们无疑是一条主线。但他们几乎又全是词的本体研究体制外的人物，严格说来，他
们是体制外论词，安排词史，评估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姑可称为“体制外派”。
——连同王国维也是“体制外派”的奠基人物，施议对《百年词通论》就说：“王国维
论词实际尚未进入词体的深层结构，他的理论并非词的本体理论。”——称“体制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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