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是相对于“体制内派”而言的，三十年代的中国词坛正活跃着一个声势巨大的词学“
体制内派”，也即是《词综》、《词律》以来一直绵延到“四印斋”、“双照楼”、“
彊村”门下的正宗传统派的词学队伍。这一派人马注重词的本体理论，词
的内部深层结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集中于词籍、词谱、词调、词韵、词史，也即是龙
榆生提出过的词学八项中的三项：目录之学、声调之学与词史之学。他们的代表人物有
夏敬观、刘毓盘、梁启勋、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
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集一时词学体制内精英，阵
营壮阔，大将如云。他们的著作如《词调溯源》、《词学通论》、《词学》、《词史》
、《词曲史》、《词学研究法》、《词源疏证》、《校辑宋金元人词》等等均是词的体
制内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圭璋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的编辑印行更是这一队人马
中三十年代最辉煌的硕果，于千年词业功德无量，而龙榆生创办并维持了三年五个月的
《词学季刊》也是那段时期词学体制内派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传统的词学中人又忘不了传统词坛的雅事盛曲。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便
有结社填词的雅举，三十年代尤盛，如北京的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天津的须社，上海
的沤社、午社、声社，南京的如社等等。春秋佳日，或访花品茗，或揽胜寻幽，拈题限
调，放怀唱酬。除了有组织的词社活动之外，三十年代各大学一时还都设置词学教授讲
座，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的陈洵，武汉大学的刘永济，北京大学
的赵万里，浙江大学的储皖峰，之江大学的夏承焘，重庆大学的周岸登，暨南大学的龙
榆生，河南大学的邵瑞彭、蔡桢、卢前等。一时还有“词学研究会”、“诗词函授社”
的发起，词学昌明，热闹非凡，“词的解放”的口号唱得很响。从衣冠唐宋、雅词曲拍
里总难免透出阵阵发扬国粹、踵事增华的陈腐气息。难怪进步的文化界与思想界要发出
严肃的批评之声，如郑振铎在《词的存在问题》一文中说：“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
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的
产生！……我将真为‘解放’两字一痛哭！”又说：“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
四印斋、双照楼、彊村所刻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
他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护皋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一个
‘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郑振铎指出：“现在对
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帐的时代”，我们研究词，并不是为“昌明词道”，我们有必要用
“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才是词学研究的正道！
体制内外两派平行存在，各干各的。体制外派忙于自己的旧文化批评与新文化建设
，相对宏观的文化眼光使他们的工作重心大都离开了词。——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过
去仅仅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或山林雅士寄托怀抱的阳春白雪——词，这种狭隘的文学形
式呈开放型、大众型传播，变成为更多的人能制作运用并可充分反映时代新生活情趣的
文学样式，所谓“旧瓶装新酒”，旧瓶历久，酒则弥新。体制内派依然严肃认真做着体
制内的功课，同声相求，音词切磋，职业情感涌起时也往往在词学刊物的“今词林”、
“今诗苑”栏目里陶写怀抱，锻炼技术。不过体制内派的大学者也往往感受到了学术风
气的逼迫和时代精神的薰染，如龙榆生，他偶尔也移步出体制，站到了体制外的立场上
撰结诸如《两宋词风转变论》、《选词标准论》、《东坡乐府综论》之类的词学批评文
章。又如赵万里，他精心完成了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专门去请胡适作序，而胡适
在序中对体制内词学的优等功课表示了相当称赞的同时也对体制内作业的技术规格作了
相当严格的并且充满现代色彩的要求。这也正可看出两派交流的历史痕迹（龙榆生《论
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也应是一种交流的痕迹）。胡适也正是在为赵万里作的序里提
出了“词与曲的分界”的宏观见解，又提出了“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的体制外口号。其
实体制内外的人马早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表示出惊人的一致，如二十年代至三
十年代初有关敦煌旧藏唐人写卷《云谣集杂曲子》的校辑整理，王国维、胡适、朱祖谋
、龙榆生、刘半农、郑振铎都表示了一致的关心与重视。胡适到晚年还在为这本写卷的
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龙榆生的“跋”写“按语”！
当然整体来说，在三十年代的大年历中，体制内外两派仍是各干各的，平行存在，
但是各自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想运行的轨辙倘作比较，其结论应该还是相当清楚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