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然“术业有专攻”，体制内派对词学的纯粹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术
影响一直保持到五十、六十年代，甚至八十、九十年代，成为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宗师
级人物，在诸个词学重镇，各领风骚。
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
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文化战线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思想内容上的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估一切文学遗产的重
要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
服膺这些准则。这些准则无疑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新涌入词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厚今薄古”不仅是新思维
，而且是新机遇。一批老词学研究家则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用旧思维、旧方法累积有年而
做出来的厚重成果，也开始尝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踉踉跄跄，左顾右盼地步入了
新的研究领域，企图跟上新时代。——词学形成了一个曲折演进发展的新格局。
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五
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总结。这篇文章对这个三十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估
价后指出了她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
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这方面的问题暴露了文学评论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
并且直接导致了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泛滥。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
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尽管我们花了最大气力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扫
荡胡适派古典文学研究观点与方法的运动，但由胡适一手煽起的重豪放、轻婉约，以及
由之派生的贬抑南宋词匠、一笔抹倒清代词鬼的经典性教条却深植人心。胡云翼的《宋
词选》从1962年出版以来，豪放、婉约的评价上的历史性落差更扩大化、凝固化、绝对
化了。——胡云翼悄悄把胡适重形式风格的自然通脱修正为社会政治内容的健康进步，
所谓改头换面，这恰恰正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左”的认识思潮通贯合一了。王鹏运、朱
祖谋们顶礼膜拜的梦窗词被胡适派打压得一直抬不起头来（据马兴荣统计，吴文英“三
十年来就只有一篇短短的研究文章”），遑论清代词鬼的无人理睬了。——进步的词学
界就像红学界鄙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样，带着一种严重的历史偏见冷落婉约派，
特别是被胡适点名批判过的南宋婉约派！
五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次是关于李
煜词的评价，一次是关于李清照词及《词论》的评价。当然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
的论争也已开始，但这基本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与李清照改嫁问题一样，属史实的论
证与认定，不在本文关注的视界之内，尽管这两个问题均隐含着深重的文化心理与社会
伦理的思考。
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学术氛围内展开，
并且又还在一个相当温和的权威结论下收场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
，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审美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新的历
史条件下，自有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关注方式——自然也耸起了新的历史权威和新的理
论魅力。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
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
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南唐社会政治状况，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
重视，前期作品的爱情态度有没有“人民性”？与人民感情“相通”否？后期作品反映
的是不是“爱国主义”？个人私生活的眷恋与故国山川臣民的怀念“交织”与否？结论
差距很大。——问题一凿实，有时文学的内蕴反倒蹈空。在谈到上面最后一个问题的争
论时，我不由想起苏轼的一段批评李煜《破阵子》词的话。苏轼就词的最后三句“最是
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发议论道：“奉国于人，故当恸哭于九
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听这段
话，不由替苏轼脸红。苏轼把后主词当历史读，发政治感慨。“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
民而后行”，是政治伦理，是历史道德；而“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是艺术，
是审美，是文学典型！是王国维说的“神秀”与“天真”！在这里，李煜艺术审美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