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握特别是美感的表现形式的认知显然要胜过苏轼一筹！苏轼与提这些个问题的人一样，
认识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们问的是李煜为什么是优秀词人。
话归正题。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
认为我们不必纠缠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也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
标签乱贴李煜的词。他表态道，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
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李煜词的阶
级内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应该也是清楚的，要紧的是回答：“近千年来李煜的词为什
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好？”问题又回到了词人评价核心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
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后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个问题作解答。权威的解答是何其芳
的“典型共鸣”说。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
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尽管李煜生活面很狭窄），而且在它的
真实性（尽管多的是帝王的“愁”与“恨”），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
。何其芳也明确反对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廉价的标签”去
贴李煜的词。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
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
李煜词讨论刚到尾声，关于李清照的讨论便接踵而来。1957年开始评价李清照时，
肯定的声音很高，备加颂扬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左转与高教改
革激进过火的大气候，李清照声誉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被公开
批判，如复旦大学批判刘大杰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这个人及其词遭到彻底否定。六十
年代初，又由于特定的政经形势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弦”稍稍松弛、缓和
，李清照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一批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踊跃参
加，从1958年的全盘否定中争夺回了部分的肯定评价。但普遍对李清照的词中所体现的
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贵族上层妇女身份仍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从她追
随宋室南渡的逃跑主义追诉到她的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滑入颓废之路，从而论定
“她的词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整体看来，“怕”字当
头，批评的词色严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见低气嗫嚅，欲说还休。但围绕着李清照《
词论》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相对来说还靠近学术层面。这次论争由于政治气候“乍
暖还寒”，匆匆收场，分歧没有得到调和，大家话没说完即自觉趋于冷寂，当然亦没有
总结性的意见。——真正的李清照的学术大讨论则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异彩，风
光四播。真所谓“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可惜到了那个时候，一片赞美唱颂，已经
很难听到一丝一毫真诚的批评之声了。
六十年代中由于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历史遭遇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形成的外
部气候，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沉寂，词学研究也暂告消歇，退出学术坛坫。词学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悄然撤退却很有典型意义：她是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一篇带
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为标准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写于
1965年12月15日，发表于1966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
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
，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所谓游戏文字；三，以“宫体诗”
为词，《花间集》所谓“以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即宋人所谓“艳科”。夏先
生的“宋词批判”，即是针对“诗余”这种消极颓废观念在宋词中的具体表现的。“举
例”主要举的是三个例：首先是苏轼。苏轼词的最大毛病还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
‘艳科’作品”（因为那有许多客观原因），夏先生认为，“苏词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是
他的颓废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达这种思想的特殊手法。”具体最著名的词例即
是《念奴娇·大江东去》，“外表豪放而骨子里颓废”，结束的“人间如梦”暴露了他
的“虚无主义思想”。整首词的思想内容是消极颓废的，这类宣传“人间如梦”的词作
，苏轼还有不少，但以《大江东去》为最著名。他还指出：“苏词的这类作品的不良影
响由于它蒙上了一层豪放的外衣，而使读者失其警惕性，并且这种豪放气势也更能加强
它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这些在以前认为是苏词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彻底批判”。——这
是在批苏词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型态观念了，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需要和文化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