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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又说：“苏词的主要缺点还是它的内容，形式上似‘句读不葺之诗’，却不足
为病”。不但“不足为病”，而且正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
便是批评苏词似“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的《词论》。李清照的《词论》核心意见是
词“别是一家”，词与诗在质性体制上必须严格区分，内容表现上也因而滑向侧艳，更
趋狭窄，从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词反映时代现实和社会斗争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保守落
后”的见解。这种见解对后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词消极颓废的
糟粕大量涌现的理论根源。夏先生认为，批判李清照的《词论》目的是教育当今的诗人
：一切文艺作品，都应积极反映现实，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
《词论》意见的重复，今天显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对象是陆游。夏先生指
出，“陆游词有三类作品该批判”。一类是“艳情闲适之作，分量都相当多，这和他的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立场有关”。第二类是“表示虚无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类是
“曾起一定好影响，而在现在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即是《卜算子·咏梅》。他说：“这是陆游一首政治抒情词，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强的
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挤的遭遇，表现了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现
在就该批判了。”——着眼点也是落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当然更强调了
“在现在”必须批判的时代迫切性与普遍针对性。
在这篇文章里夏承焘就词学正面立论，提出了三条基本意见：一，“词起于民间，
是我国古代人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二，“词成为‘诗余’之后，它的社
会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词只有和诗合流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
分词能和诗合流，脱离了音乐，不把词当作“诗余”看待而严肃认真地创作，结果产生
了光辉灿烂的作品（如张元干、张孝祥到辛弃疾、陈亮一路），走上了发展的高峰。而
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一路，“因为阶级思想生活的限制，专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
重新把词带向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这几条意见明显是胡
适论词的复述。胡适认为苏辛派的最大功绩便是打破词的疆界，与诗合流，他说“这是
词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焘则要求承继这种词的大解放的潮流，发挥它的生命力、
表现力与战斗力，大大加强其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面对这样一
幅历史景观，我们又如何“政治抒情”？我们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点名批判的陆游
《卜算子·咏梅》，王国维贬陆游，称“剑南有气而乏韵”，而这首《卜算子》恰是他
难得的“气完而韵深”的好词。我们忍不住要暗诵：“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又何尝不是词学演进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东风临夜冷于秋”，恐怕在那个时候，在夏先生和其他
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心里，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顾不得她的外部形态是“泥”是“尘”
了。
八十、九十年代：全面繁荣及繁荣下的思考
新时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是词学全面繁荣的时代。经过七十年代最后两年的思维苏
醒与心理调整，词学几乎是以最快的抢跑速度和最敏锐的解放意识迎接这个光辉璀灿的
新时期的。一千年的词学传统，一百年的兴衰曲折，潜在积储全部释放出来了。“梅花
繁枝千万片”，雪寒后一片蔚然红霞。词学论文铺天盖地涌出之际，一百年来的几乎所
有重要词学典籍全部整理重印，一千年来的几乎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全部整理出版。更令
人激动不已的是一部部有开创意义或界碑意义的研究著作雨后春笋般耸起。伴随着优质
成果的涌现，词学领域已经新人涌动，大家林立，一派生气勃勃，后继无穷的动人景象
。
无疑，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格局内也潜伏着新旧两种思维的消长，也时时显示有体
制内外两种观照视角与观念见解的冲突，但总的气象是吉祥喜人，一团和气。有时这种
气象甚至催人发困，令人担心会阻滞学术思想的勇猛精进。而多元并进的词学工程优秀
成果也确实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具体一一枚举细述。
大抵看来，八十、九十年代词学界的关注落在下列几项：一，为婉约派正名，为南
宋婉约派大家正名。二，“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受到体制内集体无意识的推重。三，
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形成。四，清词研究开始兴旺，成绩令人注目。五，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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