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流词人进入研究领域。六，研究家普遍乐于承担普及赏析、辞书条目的撰写，此类
书籍畅销一时，多如牛毛。
简要地对前两点说几句话，与本文宗旨关联最多。
豪放与婉约两派之分严格说来是明人张綖正式提出的，但自两宋苏辛以来的创作
实践与词学评价早已有了这两个风格类型大致的区分。由于胡适、胡云翼两位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立论褒贬，五十余年来豪放一派一直处于受尊仰的地位，而婉约
派尤其是南宋的几位婉约派大家长期受打压。新时期的词学界尤其是体制内派的主流首
先想到的课题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轻婉约的“历史冤案”。“老鱼吹浪”，“鸟雀呼晴
”，一时文章如潮。还专门列入大型讨论会中心议题，集体喊屈诉冤。“周情柳思”终
于压倒了“苏辛气调”，婉约派彻底平反。苏东坡的“豪放”大受质疑的同时，周清真
已升坛成了“通天教主”，南宋的白石、梦窗、碧山、玉田几似“四大天王”。不过科
学冷静的学术结账工作则是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现，陶尔夫、刘敬圻合撰的《南宋词史》
的出版标志着词轻南宋的局面根本扭转，立足词本体美学的词史评价正式确立，功不可
没！
接下来的问题是：婉约派回到正宗地位，“艳科”一并它的“绮罗香泽”也得到了
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性论的辩护。体制内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偏斜很快便催生了孤立主义的
偏执。与之相通的则是对词“别是一家”认识的重新皈依，自觉而且过分地强调词的严
格合乐性、特殊的声调韵律与独立的文体发展机制，重新弥漫起一股封闭型的孤立主义
空气。笔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对哲学的贫困
、历史的淡化，迅速富裕起来的词学形成一股回归体制的思潮（其精神内核颇有点像国
学向乾嘉的回归），价值取向上向三十年代的词学教授的体制内作业靠拢，进而自觉地
、顺理循章地并且自矜地向王鹏运、朱祖谋，甚至朱竹垞、万红友靠挂。词学
研究一旦退到了体制内，可以快慰一时，得一些当行本色的心理满足。李清照“别是一
家”以及“作小歌辞，人必绝倒”云云正是最经典的封闭心理和技艺主义的历史凭藉！
——词学真成了音乐史的一个附庸，或者纯粹的一门技术工艺，她的学术生命史便会中
断。我们应该明白，词的文体的独立性固然一定时期内依存于与音乐的特定关系，但词
的艺术价值，词的文学审美意义则是与曲调妍媸、与音乐性纯驳关系不大的！词学的理
论前进与研究开拓在今天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体制内思维的硬壳才能有所成功！这里笔
者忍不住又想枝蔓开一句：倘《词论》真是出于李清照的声口，则笔者对她的“讥弹时
贤”的批评勇气极表钦佩。这种批评勇气正是今天的词学界最严重匮乏的。“别是一家
”不如“自成一家”，批评是允许主观的，主观的直面的批评更需要勇气。
一百年来词的体制内功课大抵已经做完，870余调1670 余体的词本体的探索几乎都
摸到了底。《中国词学大辞典》的出版或许可说是词学的全部作业可以交卷。那么词学
到了这个世纪之交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等《全明词》、《全清词》编出并出版及四流、
五流词人全部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同仁还有什么可选择的课题方向？词学
的当代学术建设的路在哪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词学研究者呼吁加强词学理论的开拓，
加强现代观念、宏观意识与新方法的尝试。但词学理论建设与开拓的路又在哪里？现代
观念、宏观意识和新方法新手段又如何与理论建设与开拓有机结合，相互致用，这恐怕
正是摆在全部词学研究者面前的最迫切也最诱人的当行思考吧！
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词本质上作为五七言律绝同类的中国古代格律诗之一种，她的本体范畴无疑落在诗
歌之内（毛泽东同志大抵是将五七言律绝与词看作一体的，他的诗词几乎全是此两类）
，词论在理论整体的框架里亦是诗论的一个分支，属于宏观的格律诗的理论范畴。李清
照“别是一家”之论无非是着眼于音乐合配上的一种技艺，是一种工具主义或技艺主义
的矜夸。王国维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只是词与诗的功能表现上的区别，词能细
腻言情，委婉曲折，一唱三叹；诗则发唱心志，意境广阔，气调宏远。但这种原生时的
分工，苏轼出来后就打破了，词也“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
发议论”。词原生初的“艳科”质性也在苏辛等人的解放大潮里被冲破，悲壮、苍凉、
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恩爱、游戏、诙谐等等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不仅能“
尽言诗之所能言”，而且“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胡适所谓“诗人的词”的阶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