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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
。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
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
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
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
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
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
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
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
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
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
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
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
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
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
，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
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
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
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
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
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
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
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
“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
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
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
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
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
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
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
“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
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
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
“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
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
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
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
，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
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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