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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
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
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
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
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
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
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
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
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
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
。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
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
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
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
”。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
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
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
，“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
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
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
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
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
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
—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
，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
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
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
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
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
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
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
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
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
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
，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
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
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
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
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
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
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
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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