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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
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
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季刊》。何况
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
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
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
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
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
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
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
，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
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
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
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
间集评注》（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
）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
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
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
，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
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
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
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
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
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
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
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
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
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
、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
’、‘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
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
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
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
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
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
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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