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乃至风景,都是为了三毛这个东方的奇女子而显形。由此带来的作品魅力,自然是自叙传的真实和亲切,自我个性的鲜明和生动。
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下,根据“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类是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当属这种情形。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我”在沙漠中开饭店,我为沙哈拉威人“悬壶济世”,“我”在荒山之夜遇险,“我”与荷西的爱情神话,“我”看沙漠洗浴风俗,“我”与沙漠上的“芳邻”相处……这里,不仅篇篇有我,而且一切的故事因“我”而生发,围绕“我”而表现。在“我”的身历中,三毛活泼的个性飞扬着,喜怒哀乐的神情浮动着,作品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从中贯穿和最后凸现的则是作者鲜明的自我形象。
另一类是“我”为次要角色的作品。如《娃娃新娘》、《士为知己者死》、《巨人》、《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哑奴》、《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作者无法不动声色地写这个“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浓重的创作主体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哭泣的骆驼》,我的确是和这些人共生死,同患难,虽然我是过了很久才动笔把它写下来,但我还是不能很冷静地把他们玩偶般地在我笔下任意摆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记录下来。”[9]“我”与作品中的
主人公,或是命运背景相关,如《哭泣的骆驼》所涉及的西属撒哈拉面临瓜分的政治骚动;或是往来密切、感情相通,如与姑卡、达尼埃、哑奴、沙伊达、鲁阿这些沙哈拉威人的交往;或是和周围环境发生着碰撞与矛盾,如与卖花女、玛利亚的相遇与纠纷。一旦作品的主人公命运或性格心态发生演变,“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我”势必对这一切做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我”的性格也会在生活的各种碰撞中迸出火花。所以,主人公的命运往往成为触发三毛思想感情变化的催化剂。《士为知己者死》写的是米盖无奈的世俗婚姻,折射的是三毛追求个性平等的现代爱情观;《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塑造的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悲剧性人物,坦露的是三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揭示的是人间自私、欺诈、无耻的行为,反衬的是三毛夫妇的善良、淳厚。作者着力刻划的是主人公的一切,但最后的停泊地是三毛的心灵世界。从“我”这个次要角色身上,照样散发出自我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光辉,这实际上是从特殊的角度完成了三毛形象的自我塑造。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参考文献:
[1]三毛.尘缘[A].哭泣的骆驼·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2][3]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8.
[4][5]三毛.我的写作生活[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4.
[6]三毛.白手成家[A].撒哈拉的故事[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7][9]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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