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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 、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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