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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24]这一看法显然过於保守。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帛书《衷》第31行有“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等33字错简，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易曰：聒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易曰：黄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发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龙，不以亓白阳人之黑，故亓文兹章。易曰□□既没，又爵□□□居亓德不忘。单于野，亓血玄黄。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见之胃也。变而不能去亓文，则文亓信于”等147字错简。[25]这些错简的存在，说明帛书易传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並非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应较其抄写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书《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记录汉文帝三年（前177）为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显然太近。其成书年代应该还得靠前。
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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