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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谥”作为辨别作者的标准，一般是正确的。但古书的形成与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如《商君书》既有商鞅的亲著，如《垦令》、《境内》，也有商鞅后学之作，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更法》篇记录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的“御前辩难”虽称孝公谥，但学者认为：“本篇记录翔实可靠，刻画生动感人，撰述者如果不是躬临参与或亲闻其事，恐怕难以致之，因此，其撰述时代极可能很早。”断为车裂前之作。[47]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后学在传抄过程中将“君”改为“秦孝公”的可能。不从古书的整体内容出发，只凭片言只语，很容易将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当成古书原本的问题，从而对古书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点，梁先生不是没有觉察，他说：
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又如汉文帝名恒，所以汉人著书，改恒山为常山，改陈恒为陈常。现在《庄子》里面却也有陈常之称，这个字若非汉人抄写时擅改，一定这一篇或这一段为汉人所窜补的了。[48]
《庄子·说剑》有“常山”之称，《盗跖》篇有“田成子常”之称。《盗跖》篇最近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中有竹简本出土，[49]可见并非汉人著作。但改“恒”为“常”，显属避讳。这种避讳并非《说剑》、《盗跖》本身的问题，而是“汉人抄写时擅改”，是流传中的问题。以流传中的问题来定原著的是非，难免不出问题。所以梁先生论“从人的称谓上辨别”古书的真伪，其说虽不无有见，但不足处也很明显。
梁先生的第二项“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第三项“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论述都较正确，值得肯定，问题是要避免“以偏概全”，此不详述。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二种方法是“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他认为此种方法又可细分为三种：第一，“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他认为，“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不过贪图篇幅多些，或者本是类书，所以往往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并分“全篇抄自他书的”、“一部分抄自他书的”二种情况进行论证。[50]他肯定“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本是类书”，大体接近事实。但“贪图篇幅多些”，“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则不合实情。详说可见上文。其所举例也有一定问题，此不细辨。
第二，“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他认为，“有意作伪的人想别人相信他，非多引古书来掺杂不可”，他举了伪古文《尚书》、《列子》、《文子》三例以为证明。[51]《列子》、《文子》并非存心作伪之作上文已有论述；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系伪作，但传闻陈寅恪先生有异议，[52]因此尚可讨论。从例证的错误可以看出，梁氏所谓“专心作伪”、“剽窃”的指控其实多是古书流传和整理中的问题。
第三，“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他以焦氏《易林》和《列子·周穆王》篇为例，他认为《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易林》引了《左传》许多话，而《易林》说是汉昭宣时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所以《易林》是东汉人见了那晚出的《左传》假造的。[53]其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已提到《左氏春秋》，杜预《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记载了《左传》在汉以前流传的情况，汉兴以来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刘歆以前，传《左传》者不断，又怎能说《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呢，以此论定汉昭宣时人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不可能看到《易林》有引《左传》语，因此论定《易林》不可能为焦延寿作，必为东汉人假造，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的。梁先生又认为张湛见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才假造《列
子·周穆王》篇。严灵峰先生以两者互证，比较的结果是“《列子》所引之文并非出自太康二年汲冢出土之《穆传》，必据别出之古本”，《穆天子传“虽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但其成书应在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西元前252年）之前”，“穆王卒于西元前九百四十一年，列子与郑繻公同时，其生存年代，当在西元前三百三十九年之前，其书当成于战国三家分晋之后，编撰《列子》书者之采集《穆天子传》中文字，亦属自然之事，不足为怪”。[54]最有意思的
是，张湛注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观日之所出入”出于《穆天子传》，并点明其脱去“西登弇山”四字。如果是张湛伪造，他又何必自揭其短？所以，梁先生举的这一例，也是错误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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