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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
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明不见于今存典籍者亦不见于《汉志》所载其他书中？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失传的先秦简册，往往以怯对于旧传之疑，足证滥用‘默证’是不足取的。”[75]如果说梁先生在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的方法时多用“默证”，那么，他在论从文义内容上辨伪的方法时则多用“丐辞”，以不实的前提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书。这种不科学的论证往往强词夺理，以不伪为伪，以不假为假。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学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笔者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比梁先生更伟大，而只是说我们生逢其时，能够看到许多梁先生所未能看到的新材料、能够想到一些梁先生未能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而已。自忖才薄识浅，不当之处，敬祈各方家批评。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合集》12卷，专集104，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香港《九州学刊》3卷1期，1988年12月。
6、 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张心澂，《伪书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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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38页。
[2] 张心澂，《伪书通考》，第31—33页。
[3] 谢书第16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书第190、191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书第200—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王书第144—14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4] 该书为作者30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有1940年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梁启超1924年4月23日《致葡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认为此书系“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演”，恐误。
[7]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9] 《古书通例》第4—5页。
[10] 见《石鼓文年代考辨》，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
[1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12] 第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3] 《古书通例》第8—9页。
[14] 转引自武内义雄《孙子十二篇之作者》，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37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15] 见《先秦诸子系年》第246、24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古籍丛考》十三《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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