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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墨学研究中以“人民为本位”。郭沫若的墨学评判有个标准，那就是看墨学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即“人民本位”的立场。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枉。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所谓的“人民本位”，就是以当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本位。在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评判中，就是要看他的学说和主张是为人民着想还是为王公大人着想。他认为，“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以对立的原故，表示的非常明白吗？乱党是什幺？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 因而，他得出“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因为“墨子之徒以帝王为本位”，他对墨家的思想学说基本持否定态度。指出其不科学、不民主、反人性、反进化。
必须指出，郭沫若既是一位文化人，又是一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活动家。在一个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而政治形势又变化多端的时代，他评判古人，难免受到他所在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他的政治活动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并使其学术研究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种急于用世为政治而学术的心理，使他的学术文章时而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影射。他对《墨子》“尚同”的批判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权专制的反抗。他的墨学研究中充斥了许多政治批判的用语：诸如反对乱党、忠于主上、人民利益等等。
也由于政治斗争对学术的影响，郭沫若的墨学研究矛盾之处不少。他一方面认为墨子出身微贱，另一方面又说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为什么出身微贱的墨子要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呢？郭沫若没有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此其一。其二，郭沫若墨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墨家思想学说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郭沫若在研究时却常常以自己所在的时代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评判，又背离了唯物史观。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这是郭沫若墨学研究中最根本的矛盾。
其三，从儒墨对立的角度来研究墨学。在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他就注意探究先秦各家思想的逻辑联系，特别是在天道观上的联系。他指出在天道观上，孔子是泛神论，而墨子肯定人格神，故墨子批评儒家学说。在《孔墨的批判中》，他把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作比较研究，不仅指出他们在政治立场、宗教思想、社会经济思想上的对立，而且指出了儒墨对立的思想根源。他肯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民主性，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墨家思想具有保守性、落后性、专制性，代表王公大人的利益。 进而指出，墨子是作为孔子的反对命题而出现。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儒墨的关系，从学术方法上来讲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一方面这是把不同的思想学所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考察，从而探索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但是，郭沫若在儒墨的比较研究中有读多牵强附会之处，上文已经指出，他不是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综合考察儒墨的关系，而是受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来考察儒墨的对立，这是不可取的。
【注释】
1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第48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2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第488页。
3 同上，第493页。
4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5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64页。
6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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