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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这些记载反映的就是所谓的“优谏”传统。如冯沅君所说的：“将忠言藏在滑稽戏笑中，使听者不觉得逆耳而乐于接受。” 而汉代刘向在《说苑》中也极力提倡所谓“讽谏”，认为“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这种论述则于有意无意之中揭示了这种滑稽进谏方式所包含的智慧，一种面对统治权力进行巧妙周旋与抵抗的智慧。
然而优旃的独特之处是他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傻瓜，傻乎乎地认同于昏暴君主的各种奇思怪想，却在大表赞同的同时揭露了其中的荒谬。正是通过这种佯愚——佯装愚人，故作蠢言，将自己降格到与愚蠢的对方同等的的水准上，却因此使自己的蠢言成为一面镜子，将对方的愚蠢洞穿揭露无遗，甚至使手握大权的对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愚蠢。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愚蠢，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这是官方的统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然而，与巴赫金所说的“愚蠢首先表现为对官方世界诸种法则与程式的不理解和背离” 不同，这里所谓的佯愚恰恰故意首先表现出一种对“官方世界诸种法则”理解与认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过度的“理解与认同”——并由这种理解与认同巧妙地走向了反面。
可以说，佯愚态度实际上是智者与愚人的混合，是戴着愚人假面的智者的诙谐。
在其后的文化史上，我们看到，这种佯愚形成了一个不绝如缕的诙谐传统，在人们的日常谈笑中，一个个愚人与佯愚智者的故事代代相传。如清代李渔记载了一则有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滑稽智者东方朔的故事：
“汉武帝时，有善相者，谓人中长一寸，寿当百岁。东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责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则百岁，彭祖岁八百，其人中不几八寸乎？人中八寸，则面几长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谓绝妙之诙谐，戏场有此，岂非绝妙之科诨？
再如清代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告荒》：
有告荒者，官问麦收若干，曰：“三分。”又问棉花若干，曰：“二分。”又问稻收若干，曰：“二分。”官怒曰：“有七分年岁，尚捏称荒耶？”对曰：“某活一百几十岁矣，实未见如此奇荒。”官问之，曰：“某年七十余，长子四十余，次子三十余，合而算之，有一百几十岁。”哄堂大笑。
这些故事都有一种共同特点，都以认同于当权者的愚蠢的佯愚态度，将对方的愚蠢逻辑暴露无遗。这些诙谐故事显然具有深远的影响，至少，从上引李渔所论便透露出，这些诙谐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诙谐与机趣与中国传统戏曲中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科浑笑谑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例如，据传由深受民间文化影响的文人徐文长创作的《歌代啸》杂剧中有一段情节，说的是州官禁止百姓点灯，与姓卫的秀才讨论起禁灯之利：
（州）（白）若论起理来，不但你们不该点灯前来，就是在家，也不宜点灯也。（卫)为甚？（州）不点灯有三利，点有三害。（卫）愿闻利害。（州）眠晏则起迟，有旷时日，一害也；灯张则油费，财用不节，二害也；防疎则变起，多生事端，三害也。一不点，则适寐兴之宜，省油烛之费，无疎失之虞，岂非三利乎?莫说别者，只此一节呵；（唱）也见我无利也不会兴，有害也皆除罢。（卫）真乃兴利除害，容生员等建祠立碑去也。（州）是，是。（唱）真该把德政流传，也不枉尸祝酬答。（白）卫斋长，你原来是个好人，今日罪名，便饶你一半。（卫）多谢老父母，但愿灯火之禁，略宽假生员些，道不得个读书人焚膏继晷么?（州）你又痴了。（唱）何不萤入疎囊？（卫）夏间便可，冬夜呢?（州唱）雪映窗纱。（卫）春与秋呢？（州唱）也可去随月读书。（卫）月晦呢?（州）你终年去读，便旷了这日把儿，也不害事。（唱）权当做裒多来益寡。……（众）古人还要凿壁偷光，偏老爷连自家屋里的灯也不许点。（州唱）论偷光还该去正剜窟罚。（卫）老父母，还有一禁未曾申得。（州）何禁？（卫）并禁月明。（州）是呀。（唱）便问他个夜深沉擅入民家。（卫）既如此，生员也不敢随月读书，恐与同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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