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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鲁迅在《社戏》一文中也写了自己一次在北京看戏的经历：“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这里突出的是自己几乎什么也没看懂——由于必要知识与信息的缺乏，造成了类似于愚人的无知懵懂的状态，——而且，在同场看戏的内行们看来，这几乎与乡巴佬无异了。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愚人化，正是这种自我愚人化导致了叙述人眼前的事实呈现出一种荒诞性，并由此形成了诙谐滑稽的陌生化效果。
当然，这一形象与人们心目中惯常的乡愚有相当的差距。但是，《社戏》中的“我”却确实是一个怀恋儿时的乡村戏台的“乡下人”。尽管《社戏》中的这种愚人化的自我形象虽然是反讽的、自嘲的。但是，在这种反讽与自嘲之中却包含着一种反抗，一种对于作为城市文化的戏园子（也是“勾栏”）的一种讥讽。
因此，乡愚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在城市文化的眼光中，他是一个“可资笑端”的笑谑对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看，乡愚却是一种自尊的存在，甚至也形成了对于城市文化的对抗与讥嘲。
因此，乡愚并不仅仅是被讥笑的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它在中国诙谐文化与鲁迅的诗学中都不会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乡愚的无知与朴实戆直还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效的攻击。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是言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妇，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身须姓刘，三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声]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是典型的乡间愚民的眼光与口吻，质朴无知而紧贴乡间的俗世生活，在这种眼光的照映下，皇帝的威严仪仗完全成了一幕装腔作势的滑稽闹剧，而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乡愚从自己的乡间生活经验出发去理解眼前的陌生的一切，可以说，他们对眼前一切的理解确实是不正确的，是一种讹误，尤其从见多识广、娴于庙堂礼法的所谓都市/官方/儒家知识精英的眼光来看，这种乡愚的目光是少见多怪，是愚昧无知，是滑稽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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