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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乡愚式的错讹以及由此引起的诙谐笑料几乎遍布了中国古代诙谐文化的各个角落，尤其在中国民间戏曲的科浑笑噱之中，更是屡见不鲜。现存最早的南戏《张协状元》中就表现了村人去买“登科记”，却无论如何都记不住所谓的“登科记”的名称，说出来不是“买科记“就是“买登记”，至于因为谐音或听错而来的笑料科浑，更是比比皆是。
这类科浑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歌代啸》中就根据这种错讹敷衍出一个主要的喜剧情节。不学无术的和尚只听说治牙疼要炙“闾续骨”，却讹成了“女婿骨”，于是演出了一出“丈母娘牙疼，炙女婿脚跟”的笑剧 。
而在鲁迅的小说与散文中，也时时可见这种乡愚式的讹误。如《阿Q正传》中未庄人将“自由党”的证章直观地称为 “银桃子”，而“自由党”则讹而了“柿油党”；《长明灯》中则将梁武帝讹为“梁五弟”，而阿长所说的“长毛”，则不分清红皂白地不但包括洪秀全军，而且包括了所有的武装兵匪。
错讹体现了乡愚要将所有陌生事物同化并吸纳入自己有限狭隘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图景之中的企图与欲望。而这种吸纳与同化，往往伴随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与随心所欲的想象。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愚那里，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是“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而复辟的张大帅则是燕人张冀德的后代，一支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当然，当“我”回到故乡，杨二嫂便肯定地认为“我”“放了道台了”，“有了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
显然，这种错讹的基础是乡愚对于世界的知识经验与理解力，是乡村生活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种任意的想象力。实际上，这种错讹所体现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世界图式——一种乡愚式的看世界的眼光。这种目光所及的世界，是填满了身边俗事，充斥着琐屑微小的物质生活的世界。正是因此，中国古代戏曲中才会充斥着如此众多的有关鸡毛蒜皮、饮食男女的科浑场面，丑角们因为一杯酒、一只鸡便会吵闹、争斗不休，这不能仅仅用吝啬二字就可以说尽的，因为，这几乎就是乡镇生活全部，是这些乡镇居民的全部世界。正是因此，《高祖还乡》中的村人才会与“威加海兮归故乡”的皇帝纠缠于几杆麻、几斛豆的官司；而《张协状元》中大婆对于中了状元的张协才会斤斤于一面镜子承诺，至于《白兔计》中的庙祝更是反复申说他对于福鸡的要求。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纠纷，与同台演出的帝王将相们的宏图伟略、飞黄腾达相比，自然是不值一提的，然而，却更为切近，更为真实，也更为质朴而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相形之下，那些颇有资格著之竹帛、传之正史的“大事”反显得虚幻甚而虚伪了。
而在鲁迅那里，不但小百姓们都纠缠于这些琐屑的物质生活，甚至于在人们看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也一齐被拖入了这样一个物质的泥坑：如《阿Q正传》中反复提及的赵府点灯问题（有关点灯的问题似是中国诙谐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因两根灯芯而不能瞑目、《歌代啸》中州官关于禁灯的冠冕堂皇的议论等等。）而《出关》中则将一向超然物外的老子也拖入了关于几个饽饽的讨论之中。
可以说，这一切——错讹的理解、近于混乱与随意的想象、琐屑的物质世界——正是乡愚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既滑稽可笑，却又切近真实，与官方正统史传与士大夫知识精英们所构建的世界与历史图景显然形成了绝妙的讽刺性的对照。
这种对照在鲁迅小说《起死》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呈现：
庄子——我且问你：你姓甚名谁，那里人？
汉子——我是杨家庄的杨大呀。学名叫必恭。
庄子——那么，你到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呢？
汉子——探亲去的呀，不提防在这里睡着了。（着急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包裹和伞子呢？
庄子——你静一静，不要着慌罢——我且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的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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