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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说。
不但如此，烙饼还可以成为时间的尺度：
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
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
在这里，烙饼——一个极为日常极为世俗的事物——作为时间尺度反而比“过了好久”等等这些惯用的时间用语似乎还显得更加精确。
与此相类似的，《阿Q正传》中只有一个准确的时刻，这就是绍兴光复日（其他的都是“有一天”、“这一天”这类语焉不详的时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在此显然有一次典型的时间换算，中国历史正统的年号纪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被换算成为乡间村人日常生活史的时间刻度——“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
而在《理水》中，也有用极为琐碎、世俗的事物作为衡量时间的尺度的情况：
大半年过去了，奇肱国的飞车已经来过八回，读过松树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个里面有九个生了脚气病，治水的新官却还没有消息。
十多天之后，几乎谁都说大臣的确要到了，因为有人出去捞浮草，亲眼看见过官船；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避得太慢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这就是大臣确已到来的证据。……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
这是一种乡愚式的时间感，是一种与官方的正统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后者反映的是以当权者的政治行为为中心与尺度建立起来的历史叙述框架与规则，而前者则是以乡间愚民近身的日常、俗世的生活为中心与尺度，对之的取用意味着对于官方历史叙述规则的一种调侃与消解。
三、谣言与传说
与乡愚式的时间感受相适应，在鲁迅的作品中，历史经常被谣言化与传说化，或是与传说与谣言不分彼此地混在一起——历史被乡愚演绎叙述为谣言与传说。
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民们的口中、眼中或者想象中，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是“一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有意思的是，这种装束的“革命党”，不仅活跃于乡民们的传说中，似乎还为小说人物（阿Q）“亲眼所见（？）”：“阿Q……躄出路角，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妙的正是“似乎”，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阿Q的幻觉或者想象，无从确证。然而，这正是乡里愚民们所理解的世界，亦真亦假，事实与传闻混杂的生活经验。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越是对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越是呈现出一种多个版本参杂共生的状态，而究竟哪一个版本是真的，似乎作者并不太关心，他似乎更喜欢用诸如“大概”、“也许”等等含糊其辞的说法将所有的版本平列在一起：
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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