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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讨论的平衡问题，与上述概念有联系。坚持党性原则的新闻工作者可以运用平衡手法，更好地发挥新闻的积极作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何谓平衡
先解释定义不如先举实例：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位女硕士毕业后同其丈夫自愿去西藏工作。这条简短的消息末尾，还报道了女硕士说的一句话：“或许我们在那里干不了一辈子，但是我希望在那里有我们流动的生命。”这是说女硕士要去西藏工作，但不一定干得很长。最后这句话，使女硕士的行为更加可信，也给她将来可能自西藏返回留有回旋的余地（避免了新闻报道常常加在先进人物身上的压力），实际上也是报纸给自己留有余地。
又如，曾有一个时期，有的报刊报道一些气功时所作的表演，从头到尾都在渲染“灵、灵、灵”，成千听众都被气功师的手势动作弄得前仰后合，读后叫人不可思议。但西方的报道，讲究平衡，一位西方记者在报道同一表演时，也以很多篇幅报道现场的神奇效果，但他不忘写上几句：一些人对此并无什么反应，有的听众还怀疑是否心理作用所致等。这篇报道虽对气功称奇，但表明并非无可疑之处，读后给人以心理上某种程度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记者实际上保留了将来重新认识和报道气功的权利。
举了上述两个例子后，我们对平衡作解释就方便了。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
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多侧面报报道或深度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表现形式类似平衡手法，但不能因此说平衡手法就是多侧面报道，前者是一种写作方法，后者是新闻作品的一种体裁。而且多侧面报道或深度报道，往往篇幅较长，而平衡手法，即使在一条简短的消息在也可以使用，如上面讲的第一个例子。
在西方，特别是有的报道国际事务的专栏作家，如美国的约瑟夫·哈希，很重视平衡感。这是因为在报道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务时，尤其需要把握平衡手法，才能左右逢源，使自己的推断和预言不致于过于武断而被动。在报道其他事物时，西方记者也注意采用这种写法。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把平衡作为一种模式，要各种报道都去遵循。而只是说，平衡手法在不少情况下是可以采用的。
事物在发展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因此，对报道中的平衡手法，应作辩证地理解。平衡手法不是讲多种因素、多种意见均衡地、中庸地报道，仍然是把某种因素、意见作主要的因素、意见突出进行报道，这主要因素、意见就是倾向性，只是要“顾及”或“注意点出”其他的因素、意见。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是表现令人更加信服的倾向性，是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
平衡报道与旧的宣传报道模式
过去我们的新闻学不讲客观、公正，也不讲平衡。在新闻报道中，宣传一方面情况时，就不会客观地摆出另外相反的情况；讲一种意见时，就不会客观地指出另外不同的意见。于是新闻报道几乎分成了单纯表扬、单纯批评两大类型，凡被表扬者绝不涉及其一点不足，凡被批评者绝不提及半点长处。其实，这种做法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这种方式用于宣传，最容易导致一个方面的信息过量传播，加上各种媒介交互作用，造成正反馈循环，就出现所谓大轰大嗡式宣传、“一窝蜂”宣传。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常出现，就不需要再去说它了。在新时期的宣传中，也仍然不时有所抬头。比如为了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和农村的大好形势，有一度报纸上宣传了不少万元户、电视村之类，那些报道在渲染农村变富时，实在是妙笔生花，结果造成了社会群众的心理失衡，一些城市居民以为农民都富起来了，他们面对蔬菜、副食品涨价，工资收入变化不大怨言颇多。即使同是农村，老少边穷地区的一些农民，看到本地变化甚少，埋怨国家把他们忘了。实际上万元户在当时农村是极少的，电视村也是不多的，即使在电视村里也有穷户。新闻工作者报道的初衷本是好的，万元户、电视村也确实应该报道，但是，由于只报“一面之辞”，不注意使用平衡手法，造成效果不佳。
如果我们在用很多篇幅报道电视村的变化之后，再写上（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陪同采访的县长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电视村在全县只有两三个，即使在这个村里也还有三五家是借钱买的电视机。这样写，我相信效果会好一些，它一方面能给人信心和鼓舞，同时也不使人产生盲目乐观及其他副作用。只是我们的报道向来没有平衡的习惯，记者就是写上了，编辑也会认为这与歌颂农村大好形势的主题相背而加以删节。
我认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能简单地只想着当时需要宣传的某个时兴的主题，心里还要装着一个永恒的、每篇报道都应体现的主题，就是帮助读者准确地认识世界。像报道上面县长所说的情况，不只是给全社会送去了这个电视村的信息，也送去了广大农村面貌变化中带有定量分析的信息。向决策层、向社会送去这样全面、准确的信息，才是新闻记者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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