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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应该是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
（一）过不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关，就没有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
可以鲜明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如果过不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关，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地确立。这已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实践所证明。不能把苏联、东欧的剧变仅仅看作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或背叛造成的（那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也不能仅仅看作是经济没搞上去造成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没有处理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问题。波兰借了约二百亿美元的外债，媒介不向老百姓透露真情，一味歌颂成就，团结工会利用此事要求分享媒介。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曾有一些势力从指责新闻媒介开始发难。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1)在新闻出版方面尤其是如此。我们多年来总是追求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新闻出版体制、超稳定的新闻出版秩序。但其后果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常常“稳定”在一种错误路线、错误的主流观点上。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其错误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究起来都与那种谈不上起码的自由度的新闻体制有关系，哪怕是亿万人公认的吹牛浮夸（例如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块水稻试验田亩产超过１３万斤，广西鹿寨县某天日产生铁20.7万吨），都不能提出异议和批评；哪怕是与主流观点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见诸报端，结果整个国家、社会都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只有发展健康的新闻出版自由，能活跃一个民族的思想，有利于激发和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管理和建设国家。实践早已证明，高度集权下的超稳定的新闻出版秩序，反而使得国家和社会显得十分脆弱，老是担心出事，经不起惊涛骇浪；谋求建立这种体制，如同企图建立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的轮船，于国运之安泰昌隆有何益处呢？只有让执政党和政府逐步适应在较高的新闻自由度的条件下工作，人民逐步学会在新闻自由条件下择善而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这当然是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但必须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新闻学者对这一目标模式进行研究，应该受到鼓励。
二是这种超稳定，总是被若干年后一次大动荡（社会能量大爆发）所“补偿”、所“抵消”。中国古语说，“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用毛主席所的话说，“七八年又来一次”。似乎安定日子过够了，就得来一段动荡的日子。在那若干年又来一次的动荡、动乱的日子里，总有一两位过去被视为当然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受贬受责，甚至受辱。这种状况在原苏联和中国当代史上反复出现。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台上尽管天天挨批，但下台后还能捞个建立图书馆、纪念馆什么的，我们的一些领袖人物在台上天天被夸好，不知道哪一天就一钱不值。这种说法虽然失之于刻薄，但它毕竟说明：这种不断地从安定到动荡，反复折腾多次，就会降低政治的可信度，损害党的威信。
地震理论：地壳下面的能量是很大的，总是有一些能量要寻找机会释放出来的，小释放小地震，大释放大地震。地震专家谋求的是怎样化大地震为小震，不要积小震为大震，虽然这样做不容易。
排气阀理论：社会运动中，总是要产生各种矛盾和冲撞，也会产生很大能量。是捂着、压着以保持稳定、安定呢，还是让这种能量能够找到释放的渠道，随时宣泄出来呢？如果按照前者，就会走“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道路。历史证明，此种选择极不可取。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如同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新闻媒介就是社会的排气阀、社会的安全阀。
自８０年代起，党内外就开始探寻沟通和宣泄的渠道。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认识。现在，这种探索不能停顿，只能加快。
据悉，毛主席曾在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问张春桥，为什么美国两百年，英法三四百年不发生政变。张春桥无言以对。笔者设想，这是与那些国家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虽然是资本主义的）深入人心有关系，同时也与其排气阀、安全阀机制有关系。尽管总是吵吵嚷嚷，似乎一天也没有“安定”过，但是社会能量在不断地释放，所以是小震不断，大震很少。
只是美国那种过分自由放任的新闻出版体制和运作方式，不值得我们仿效，我们搞不起，也不需要搞，因为它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这种新闻自由体制，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与金钱至上为文化背景，即使在这些国家内也颇受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如“批判学派”）的非议。我们发展新闻自由，有着重视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讲究道德、道义的儒家文化背景，善于对这种文化背景扬长避短，就有希望建立更加科学和理性的新闻出版自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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