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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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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於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自从在天安门事件中迷失政治方向，中国不得不拥抱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取代了破产的共产主义，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新依据。另一方面，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策略结盟随冷战结束而瓦解，天安门事件更使美国振振有词地抵制中国。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几次转向，先从围堵逐渐变为来往，又从来往变为企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以期一步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1.尽管中美时陷对立的僵局，中国却拥抱资本主义，渴望加入世贸组织和获取奥运会主办权，以提昇它在新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乃至於跨进国际「精英权力俱乐部」的门槛。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矛盾的统一，既共存又竞争。本文旨在讨论两个主题。第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形塑中国媒介的生态、话语、市场和意识形态？第二，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各股力量或竞争或联盟，以争取社会优势，媒介如何展现这个过程？具体说，我想把这两个主题贯穿於以下六个子题：（1）中国媒介如何发动反美的浪潮，展现强烈的民族自豪和国家认同，以赢得媒介的市场利润？（2）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变，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加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和工人必将首当其冲，承担剧痛，媒介话语如何关注他们的困境？（3）政府所推动的媒介集团化能否与跨国资本竞争？（4）中国媒介和电信市场迄未开放给外国和私人资本，入世对国际资本佔领中国市场有何影响？（5）中国媒介和记者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应对政经现状？信息科技的发展对媒介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有何影响？（6）各知识阵营（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在媒介上激辩，他们如何定位中国在世界与民族之间的主轴？
一、民族骄傲和全球政治
中国没有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这个党失去了革命理想，却垄断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中国人厌倦了宣传，对党八股漠不关心，或半带嘲讽，或阳奉阴违。只有国家主权受到外来威胁时，官民才会合流，形成侵略性很强的「爱国民族主义」，以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模糊2.官方宣导的民族主义和民间涌现的民族主义在媒介上面汇合，处处充满了集体牺牲的历史回忆，仇外又自怜，彷彿中国正再度被潜在的敌人重重包围。难怪在一连串危机事件中（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在人权、经济和台湾问题的歧见，中国间谍涉嫌偷窃美国核武机密案，以及中美海南撞机事件），中国媒介总是认定美国为真假敌人。同时，与民族情绪相对的（其实也是合拍的）则是中国渴望提昇其国际地位，这从媒介拚命宣传「申奥入世」成功可见一斑。
兜售民族主义
聚焦「他者」能够转移注意力，淡化内部不满的情绪。民族主义多半由国家政权所界定，以致「我们」和「他们」壁垒分明，一方面强化恐外仇外的情绪，一方面压制民族内部（如西藏和台湾）或泛民族（如泛中亚）追求不同的身份认同。唯因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自发性的，太亢奋时难以收拾，甚至鞑伐官方的外交政策太过委曲求全，所以官方企图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轨道上，以免脱韁而威胁其他的政策利益。这种民族情绪还可能掉转枪口，对内瞄准政权的腐败。在民间的网络聊天室里，有许多人骂总理朱鎔基是「卖国贼」，对美国「太软弱」。在国家政权内部，宣传部门和军队对美国的态度强硬，但外交和外贸机构则主张修好。历史上，仇外情绪总是和内政虚弱有关，目前中国民众大量失业和官僚腐败横行，如果处理不当，难保不会触发政权危机。
中国，甚至全世界，对美国的态度一直爱恨交加。美国内部可能民主进步，对外却傲慢自大，我行我素，甚至是横行霸道的。为甚么中国从80年代的「崇美」转向90年代的「反美」？我认为，冷战结束和天安门事件置中美关系於冲突的境地，中国成为美国领导新世界秩序的绊脚石，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成为美国政治和大众媒介的焦点。北大学者戴锦华形喻中国在80年代渴望美国的爱，到了90年代因为失宠而转为哀怨3.如果把她的比拟伸展一下，可以说80年代中国只是美国追求的对象之一，但中国似乎把美国当成唯一的恋人，一旦失恋痛苦更巨，美国从天使骤变成魔鬼。这两种内外因的解释可说相反相成。
90年代期间，媒介为香港回归制造民族主义的奇观，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市场利润。媒介一再宣传香港回归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但象徵中国共产党击败西方帝国主义，也标志台湾将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下回归祖国怀抱。这种化约和本质化的叙述，显然忘却了毛泽东在50年代为了反抗西方封锁而刻意留下香港这块殖民地，甚至不惜和二战以后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社会主义祖国高唱民族独立，却在家门口姑息腐败的资本主义殖民地，70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曾因此遭莫斯科奚落。中国媒介从不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治绩，更不回答港台对一国两制的疑虑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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