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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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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影产业将成为全球化自由竞争的牺牲品。官方在1995年答应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大片，当时制片业和电影创作人员都寄望大片带来更开放的创作氛围。但好莱坞电影的到来恰与中国电影的迅速衰落同时发生2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好莱坞电影将由每年十部加到二十部，最后达五十部。外资也获许在中国建造和拥有电影院。好莱坞估计，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五年，电影票房将达10到50亿美元，其后每年会增长15%22.进口电影的数量其实不重要，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到影院里看好莱坞大片，只会买盗版的VCD 和DVD ──这些大片刚刚在美国放映，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就有人廉价兜售了。短期看，盗版损害好莱坞片商的利益，但戴锦华认为，从长远看，盗版喂养了好几代中国观众的文化品味23.
中国的战场前沿在互联网和电信市场上。虽然媒介由中宣部控制，电信领域主要是由经济和金融部门管理。电信比传媒多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后来居上，可以直接跳越过时的科技。美国商业部视中国为世界上第二大电信市场，未来几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24.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9年，中国邮政服务增长375%，1999年达24亿美元，同时期电信业更增长2，050%.1999年中国电信达376亿美元。90年代，政府积极鼓励外资投资於电信设备，输入科技，却垄断了高利润的电信服务。电信和互联网市场都有长足的增长，外国竞争者将与政府的垄断斗争。
中国市场潜力很大，电信基础设施仍然落后。2000年，全国仅1.4%的家庭能接上互联网，北京、上海、广州和青岛就囊括一半25.中国想以调整、控制国内竞争来加强竞争力。仅2000年就发布了七个关於互联网的条规，重申政府的权威，一再警告互联网不能传播非法（即批评政府）的信息或连接到外国网站。政府和企业网页故意侵佔和瓜分网络的空间，截至1999年底，约有1，000家报纸和200家广播电视开设网站，但只有中央、省级和部级的媒介可以在网上发布新闻26.上网报纸与印刷版本无异，在严格控制下，真正的公共话语的空间微乎其微。
跨国媒介集团尝试与中国地方上的电信网络公司合资，或签订商业合同，但步伐未必随着入世而加快。政府规定只许有一定资金和专业人员的公司营业，营业者多半党政关系良好，自然支持严格的政策。新政策将如何依照世贸协议，规范电信领域的外国投资、合资和股票，目前尚未可知。科技发展将继续向中国加压，总的会走向市场开放和价格改革。
五、话语、科技和意识形态
中国当局坚拒外资和私资控制传媒。但媒介管理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尤其互联网和卫星势将削弱官方控制信息流通的权力。目前报纸不准跨省发行，当局很难把新媒介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中国加入世贸后，媒介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全球之间角色愈来愈重要。麦考密克（Barrett McCormick ）和刘擎问：科技和全球化给中国媒介的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带来甚么影响？他们认为，互联网为媒介创造自由的空间，所传递的一些内容对官方意识有潜在的颠覆性，进口的商业文化也可能推动个体和企业的自主意识。在此，容我再补充几点。首先，官方热衷把新科技应用於商业上，却又想控制科技的政治影响；全球传媒巨霸想在中国赚钱，不可能违背官方的意旨，因此不应高估它们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作用。第二，中国的网络传播和电信发展会继续加大社经差距，我们不应高估新媒介的颠覆性，但城市精英的确更容易获得商业和学术信息。第三，电信促进了商业文化，但它如何与当局合作又作对，值得密切注意。第四，知识份子电子报（包括网络杂志、BBS 论坛、数字化的学术资料档案）既非官方的，也不商业取向，它们是自由派、老左派和新左派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域。旧的网站被关闭，新的网站又出现。因为没有盈利机会，国际资本不会投资於此，政府迄无明确的规范。
新科技和全球化对中国新闻工作者和公众有甚么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少有结论性的实证研究。汤普森（John B.Thompson）提出媒介产品的「全球化的扩散传播」（globalizeddiffusion ）和「地方化的吸收」（localized appropriation ）」的辩证双重关系，说明全球政经和文化中介的複杂互动27.如果只用政治经济学看主流文化的生产过程和分配结构，而未能留心各阐述群体的话语意义，其结果可能夸大「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反之，如果只在微观上看受众如何解释进口的媒介文本，而漠视全球控制和依附的宏观结构，也很可能武断地抹煞意识形态的涵义。问题不在於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而在於这种帝国主义产生甚么霸权效果。宏观历史和具体社会语境必须兼顾，展开辩证的讨论28.
市场化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形象和主体性。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既有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也有市场化的实用话语。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主流意识结构（dominant structure，即共产主义强调革命先锋队的宣传）、剩余意识结构（residual structure，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兴的意识结构（emerging structure，即符合市场逻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2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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