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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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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党和陆晔借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的概念认为，中国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技巧，以规避、吸纳和抵制官方的权力控制，正是以不同的「对策」来对付上面的「政策」。记者用官方辞令来正当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党八股来论证媒介上马的项目；（2）赋予过时的宣传路线（群众路线）以新意，并融入市场和专业主义的逻辑中获利（如市场调查），以及（3）顺着政治气氛讲话。他们除了消极地阳奉阴违，也积极地从党国义理中寻找市场根据。然而这些策略看情况应变，很不稳定，是「弱者的武器」，使他们与权势对抗时赢得一些小胜利。必须指出，游击战和灵活策略确能赢得小胜利，但这些策略能否制度化，以抗衡统治意识？我觉得，它们多半会被主流结构吸收、削弱、以至击败，因此夸大受众的主体性而忽视结构的控制恐怕只见树不见林；那些小胜利流於短暂、自恋和逃避，并不能改变、抵抗或颠覆深层的支配。80年代，改革派希望重新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由面」，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后，一切付之东流30.莱瑟姆（Kevin Latham）认为，到了世俗化的90年代，多元的意识形态凸显出官方意识形态愈来愈脆弱和分裂31.其实党国结构仍然牢固，媒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像80年代那样倡导政治改革。即使在美国，民粹式的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也遭到批评，吉特林（Todd Gitlin ）说这些人用幻想的文化政治代替制度性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不啻掩饰自己的政治无能32.
何舟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媒介已从洗脑的国家工具转型为「党的公关公司」，任务是宣扬党国的正面形象33，中国媒介已经戴着社会主义的面具，装着资本主义的身体。我知道很多中国记者认为这个描述中肯。何舟描述，在全球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冲突中，媒介用五种策略来减少意识形态的不和谐，包括：（1）重新调音；（2）意识形态分割；（3）淡化不协调音；（4）契约性的合谐；（5）寻求国家保护。下一步，我们应该问：媒介组织和记者如何在「市场化的权威媒介体制」生存、妥协和争取空间？经济自由化、市场竞争和全球渗透如何形塑媒介生态环境、话语和意识形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的分析角度，即解释霸权和反霸权的动态斗争过程，会为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提供更辩证的一面34.
六、中国在国家─全球的纽带中何去何从？
中国知识份子在媒介辩论中国何去何从。老左派、自由派和新左派（外加80年代的改革派）构成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光谱。这些辩论几乎完全与社会运动脱节，但还是可以澄清一些政策取向的问题。
老左派承袭毛泽东的教条，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他们在80年代末清算党内改革派，但未料随即在90年代失势。这一派攻击世贸组织为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把俄国、东欧、巴西和非洲的动荡归咎於西方宰制的全球化35.老左派常向XXX提万言书，尖锐质疑现行政策偏离毛泽东路线。他们不相信中国除了加入世贸别无出路，不相信中国加入世贸利大於弊。老左派在互联网缅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风尚：平等（虽然是「均贫」）、民族独立、反抗西方。XXX在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时宣布资本家可以入党，以前的「剥削者」变成了「联合力量」。老左派立刻展开新一轮的攻击，骂江背叛马克思主义，出卖共产党。《真理的追求》更谴责XXX等为「党内的走资派」，江下令关闭《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这两本杂志的刊名就是对现政权的公然蔑视。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老左派可能借屍还魂，得到广大支持。
自由多元主义在中国多灾多难。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遭禁，后来在90年代死灰复燃。它们反对威权统治，支持自由市场，但在中国入世这个问题上，却成了当局的同盟。刘军宁认为全球化是「民主的同义词」36，是普世价值的坐标，能够避免战争和避免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自由派认为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富强，柏林墙和前苏联就是在全球化的力量下倒塌的。他们相信世贸和全球化能够为中国引入法律机制，提高管理的透明度，扩张经济改革。此说与美国对华政策不谋而合。他们极力反对民族主义，认为它为政治独裁准备了道德和文化基础37.在反驳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攻击时，自由派声称，中国腐败的真正原因是威权主义，不是市场化和全球化38.朱学勤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看得见的脚（政府权力）」经常践踏「看不见的手（市场）」，而国际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并不重要39.刘军宁认为新闻自由是以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为前提的40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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