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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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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阵营里有一类是不再迷信毛泽东极端主义的老激进份子（如李慎之），另一类是相信西方民主的改革派知识份子。奇怪的是，自由派对公平和市场支配这类话题大致缄默，对农民和工人的惨状很少发言。他们认为自由高於平等，机会平等高於结果平等。他们相信全球化带来民主潜力，但不知他们如何解释新加坡的反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制统治，正是中国当局所羨慕的）和阿根廷的崩溃。国际工业资本在中国的纪录也未必太民主。徐友渔强调，中国要在全球化环境中成功，完全「事在人为」41.这未免忽略了全球化限制性的一面。
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随着改革官僚体制浮沉，当时他们多在党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中位居要津。对文革的反思，使他们致力於重新解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发现它们的「自由面」，倡导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他们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直到天安门事件中被清算为止。改革派的言论包括苏绍智的社会主义民主论，王若水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以及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高於党性」的论述42.孙旭培提出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唱的合谐曲既包括党国媒介的主旋律，也包括非盈利民办报纸的音符43.1989年以后改革派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边缘化；1992年以后商业文化席卷中国，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他们已经退出这场辩论。在尚存的声音中，孙旭培更接近自由派了44.
90年代，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残酷后果渐渐浮现，新左派对此提出了及时的激评。他们攻击80年代的改革派和90年代的自由派有精英贵族情结，过於保守。新左派（他们自称「自由左派」）既不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来归纳中国的症结，也不认为压制性政体是中国的首敌。不少新左派成员在海外大学任教，或在国内担任文化职位。他们攻击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蔓延，制造消费文化和市场狂热，与草根民主格格不入。甘阳谴责自由派讚颂的「自由」只给富人、强人和能人特享45.新左派的观点把自由与平等对立，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总是有意识地调和这两个基本价值。自由派鼓吹「有限的政府」，以减少滥权；新左派则要建立强大的「民主政府」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为然──好是好，怎么做？
《读书》主编汪晖是新左派最雄辩的作者之一，他攻击西方现代性中的非理性成分46.在一篇分析中国现状的长文中，他声称「六四运动」不仅是一场自由派学生和知识份子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和宪法权利的运动，也是广大城市劳工要求社会公平的抗议运动47.在建立新左派为「六四」的继承者之余，他进一步抨击新自由派是在过去二十年推动「激进私有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正通过世贸组织，在结合国家资本与跨国资本，重塑中国的社会和市场的版图。自由派回击新左派不愿批评专制政体。汪晖的论述颇有见地，但一竿子打倒「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当局压迫）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当局的政策顾问），不免有打倒稻草人的味道。
张旭东呼籲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的制度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照顾全民的利益48.他要重燃乌托邦的想像，建构一个新的论述，也就是「在尚存的社会主义框架里，为政治参与和人民民主创造新的可能性」49.据说这个新模式比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或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更民主。同样，崔之元建议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试验中，片面挑出一些东西来开展中国的制度创新50.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权威主义的本源，还是一个「新型的民主」？新左派似乎把抽象的毛主义剥离，罔顾那些实际的、具体的恐怖、飢饿和流血等活生生的历史经验（lived experience），然后想像出一个激进浪漫但缺乏实践意义的政治制度。正如韦伯（Max Weber ）在一篇名着所言，政治伦理不仅仅关乎意图，而应对行动的实际后果负责51.通往地狱的路可能铺满了高贵的意图。魔鬼总是存於细节：除非新左派提出具体方案，否则他们顶多是乌托邦的想像。
在引进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时，新左派似乎犯了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全球资本如何宰制中国经济？加入世贸后中国如何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全球化与地方性（包括国家和统治阶级）如何互动？这些複杂的课题亟待批判评估，不是简单的哲学冥想可以解答。新左派似乎把「全球─国家」的天平倾斜到全球化的一端，忽略了国家的一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专制主义更热衷。他们自称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可是毛在革命年代提出要反帝国主义也要反封建主义。在几个国际冲突事件中，新左派几乎倒向国家民族主义，联手反对西方。赵月枝既批判党国的控制，也批判市场的异化52，值得讚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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