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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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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派靠边站了，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早就边缘化了，剩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多少有基本教义的倾向。他们把西方理论普遍化，运用到中国这个具体的、複杂的、矛盾的环境中。自由派接受海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例如刘军宁甚至排斥实用主义（如杜威[John Dewey]）或社会民主（如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修正53.而新左派拘泥於反帝国主义的论述，竟而抹煞自由精神在中国的意义（比如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同时将解放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乌托邦。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普世化与地方化并存，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存54.按此，自由派未能关注全球媒介集团主宰市场的负面，而新左派不愿承认建立国际规范、加强法治对中国有种种好处。两个阵营都是以简化、夸张和非黑即白的方式来论述全球化。新左派不同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55，而自由派拒绝接受「政府是公平再分配的主体」的主张。总之，我们需要重构新的论述，以期「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声音」56，不脱离地方性而能超越它，带来启蒙而立足於本土。我们必须承认「消极自由」的益处57，也必须调和全球普遍论述以及区域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具体论述58.要做的事多得很。
七、结语
这篇文章是我编的将要出版的新书《中国媒介，全球脉络》（Chinese Media ，GlobalContexts）的导论，此书是早前出版的三本书的续曲59.本文提及的作者如无特别注明，都见本书的篇章。在编这四本书时，我的目标可说是一以贯之：（1）兼顾理论与实证，（2）为媒介研究和中国研究两个领域架桥，（3）为中国媒介研究和更广的人文社科研究建立生动的对话。美国主流媒介研究视野偏窄，中国媒介研究只能位处边缘，而中国研究又认为媒介可有可无。但学界的中心与边缘本是社会建构，并非必然，也只有处於边缘的人才能会通不同的知识体系60.我很清楚媒介研究（理论发展）和中国研究（动态追踪）之间有若干紧张关系。我宁可保持对位的张力，而不肤浅地消解它。
这本书横跨好几个学科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合谐的。我把冲突的观点放在一起，是希望让对话能够继续。我们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类主题，但终极关怀是媒介和民主的关系，既有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也有全球的比较视野。让我再重述本书论题：
*外国媒介在电信科技的投资对中国民主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中国将依照世贸条款，允许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媒介管理，但绝不会放弃党国对媒介的拥有权和编辑控制。全球性媒介集团也不太可能挑战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最近美国电脑网络业泡沫化，传播科技业萎缩，可能影响全球性传媒集团对外扩张的步伐。
*中国以组建国家主导的媒介集团，与全球和跨国媒介竞争，但不太可能成功。
*中国媒介制造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就是「反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它极力渲染中国加入世贸和申奥成功是了不起的「民族成就」。在这个意义上，「全球的」是「民族的」，「民族的」是「全球的」。
*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媒介在制造形象、话语和意识形态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媒介既反映也加剧中国不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牺牲共产党的传统支持者（农民和城市工人），看顾新兴城市知识份子、专业人士和经理阶级。这样，「国家的」压制了「地方的」。这一趋势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会愈演愈烈。社会经济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已引起知识份子和媒介的激烈争论。
*新媒介科技将挑战官方对传媒的控制。新媒介科技对新兴商业文化和公共空间也会有影响，但究竟性质是甚么，变化的过程如何，尚待继续研究。
*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媒介及其工作者正在变动中。在政经变革的背景下，他们正在清理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逻辑的专业主义。
*大众文化避免与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冲突。民族主义的包装保证市场的成功。
*评价全球媒介巨霸在中国投资的影响，需要有历史的关照，来解释全球和国家的互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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