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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欲望和话语暴力，已经有学者在面对并思考"全球化的陷阱"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将全球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形成全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民族国家体制正经受的政治经济的严峻考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党等，都将产生空前的断裂。当然，文化尤其是大众传媒，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样将日益丧失其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走向的一种世界性。我以为，这并不可怕，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全面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人类新生活的支撑点。人类只能在新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清理欲望和暴力的根源并加以揭底，从而超越全球化所带来的平面化和类同化弊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性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这是不可忽略的。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尤其是卫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正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对大众文化绝不能不加分析的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一，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距离正是产生正确辨识的可能性前提，丧失了距离只可能得到痛苦和谬误。因而，对大众文化，我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使其在公共空间的正当合理交流中，具有自身真切的现实合法性。
我想，听一听安东尼·吉登斯的言述不无意义："我们返回到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而得以集中起来的自我认同问题。由于收到现代性抽象系统的深入渗透，自我和身体变成了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就其受现代性的核心观点支配的程度而论，自我的投射还仍是一种受控制的自我，它只是受一种’可信性’的道德所引导的。然而，正如其所关心的一样，对于最亲密的人的感受性来说，这一投射九变成了朝向一种对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力。生活政治在议事日程上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的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权力上，而这返回来又与这类自我认同的存在维度相联结。"
后现代后殖民化使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消费社会行列，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而终究能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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