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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目前，文学批评的现状令人堪忧。本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文艺上也出现了空前的自由宽松的最适于文学批评这只候鸟一展歌喉的“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学批评这只候鸟由于失落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而在艺术的百花园中显得那样尴尬与无奈，她不但失去了在百鸟鸣唱中领唱的资格和高亢的喉音，而且还不时发出鸱枭般的不和谐的怪异的叫声。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讽刺过那种乱骂与乱捧的文学批评，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是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家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就相反了。”[1]我所说的文学批评发出的不和谐的怪异的叫声，就是指的几种失格的“‘乱’到和事实相反”的令人反感的文学批评现象；我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尴尬与无奈的处境，就是指人们在要求健康向上的文学批评时批评界所表现出的所谓“失语”或“缺席”状态。
先说“乱骂”。所谓乱骂，当前表现为一种自我炒作式的“酷评”。这些“酷评家”承袭了“文革”时“四人帮”式的恶劣文风，以“打棍子”，“扣帽子”为能事。他们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目标对准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钱钟书以至王蒙、余秋雨这些现当代的大家或名人，以给大家名人挑毛病来显示自己的高明，以骂名人来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这些“酷评家”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那些名人大家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丝毫不讲学理的漫骂和贬毁；如骂“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2]贬毁鲁迅不是“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3]另一种是深文周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③睨一切，以惟我独尊的气势横骂一切，以道德攻讦代替学术辨析，”[4]甚至以盖棺定论的口气一总否定了整个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及批评。难怪有人气愤的称“这些‘批评’压根儿就不能叫‘文学批评’，而只能叫‘武学批评’”。[5]这些“酷评家”要么就是根本不讲批评标准的主观臆断的漫骂贬毁；要么就是把非文学领域里的标准滥用到文学领域，造成文学批评的失范。他们有向大家名人扔下白手套的勇气，但又缺乏那些大家名人必备的学识修养和资料积累，所以他们的“挑战”还达不到学理的层面，而只是一种情绪发泄或自我炒作。无损于那些大家名人的光辉而只在他们自己脸上抹上了几块白粉。颇有点像艾芜小说《南行记》中的偷马贼，虽然被逮住打得遍体鳞伤，却以别人知道他做了偷马贼而感到自豪和快乐。
再说“乱捧”。所谓乱捧，就是吹喇叭、抬轿子式的“捧评”。这些“捧评”家，完全不讲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不讲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他们有的只知顺从长官意志或者盲目崇拜作家的名望、地位，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ｆū＠①如璧，见肿谓肥”。[7]动不动就把“大师”、“精品”、“杰作”的桂冠廉价送人；有的在文坛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哥们义气，姐们投缘，于是你说我的作品好读，我说你的思想深刻；你说我是“青年作家的杰出代表”，我说你是“精神界勇猛的战士”；你把我的作品收进精品文库，我提名你的作品上获奖名单……相互吹捧，互相抚摩；还有的纯粹沦为商业广告包装式的吹鼓手，他们完全受出版商操纵，利用传媒，制造卖点，坑骗读者。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没有比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批评家的丧失原则的吹捧更有害于创作的了。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上下其手，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他们硬是要把狗屎说成黄金。这简直是在审美的精神领域犯罪。这是一种基源于商业动机的腐败性合谋。他们在谋杀文学，是在行骗。这些批评家和传媒人也许并不缺乏审美感知力和判断力，他们缺乏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缺乏为读者负责的道义感，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很多时候，我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出来的永远是空话、假话和套话。”[8]
除乱骂与乱捧之外，还有一种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媚俗化的批评。这些媚俗化的“批评家”把文艺混同于文娱，把娱乐性、趣味性和读者的数量作为衡量文艺的标准。他们不是引导读者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自己的欣赏层次和水平，而是迎合甚至鼓励那些低层次读者的只追求感官刺激的肤浅庸俗的审美习惯。于是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艳情小说，精神鸦片式的武侠传奇小说被抬上了天，早在五四时期就被新文化阵营斥为“嫖界指南”的《留东外史》，这叫有些人看来更具刺激性，以致有人看到此书之后以为是发现了新大陆，赞其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奇书”。于是乎，一批格调低下的不三不四的作家被捧成文学大师，而真正的严肃文学大师茅盾等却被搞得无立身之地，被踩进了十八层地狱。对此，这些媚俗化的批评家还气壮理不直的振振有辞，说这是遵从读者的民意。把文学批评等同于民意测验或政治选举。对此，钱钟书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撰文批评：“文学非政治选举，岂以感人之多寡为断，亦视能感之度，所感之人耳。”[9[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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