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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历史意识和历史原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最醒目的主导倾向之一。这一倾向既与中华民族之注重历史的伟大传统有着渊源关系，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从“左联”时期至文革结束，历史主义或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成了历史方法的代名词。尽管新时期的文论界强调文学的自律性，仍然坚持历史方法，但是，除了要求将文学置于大历史视角下审视之外，似乎对历史方法本身的涵义没有作更深一步的探讨，以致历史方法仅停留在理论的“唯名”层面，难以落实到具体批评中。因此，对历史方法的涵义作些研讨还是很有必要的。其实，历史方法和历史主义或社会学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的历史意识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或社会学的。
文学批评作为实践理性活动，既是一种知识的综合运作，又饱含着人文精神和价值信念的睿智与洞见。讨论这个问题，我选择巴赫金，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论家的两则批评作为范例，效果可能会具体些。
当然，我关注的是他的批评活动的逻辑起点。
一、视野逻辑
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提出的批评原则是：“我们用拉伯雷的创作来揭示民间诙谐文化的本质，完全不是要把它变为一种仅仅是达到外在于它的目的的一个手段。相反，我们深信，只有通过这个途径，即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这就是说，民间文化不是外在地决定拉伯雷创作，它已经溶入拉伯雷的“艺术视觉”。同样，拉伯雷的创作也不是一个民间文化的注释，反映它的本质，而是内在于民间文化的精神之中，是它的有机构成部分，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照的方法”。要想真正地理解拉伯雷创作，就必须从他的视点入手，采取“集约地阅读”方法，“即只着眼于一点，说话人本身，视此为他个人心灵较为深刻的表现；而这一点本身（即用动作说话的心灵）却不可能在世界的整体中得定位，因为没有据以定位的（轴）坐标。动作唯一的指向是针对说话人本身，动作并没有直接而可见地确定说话人在世界的终极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动作的线条是引向内部的，深入到个人心灵的奥秘中去）”。[2]（重点号系原著所有，下同。）这里意指文学批评要从具体作家、主人公的言语行为出发，尊重他者的主体性，现实生活的世界内在于他者的视野中，这个世界不可能象上帝眼中的世界那样，有个终极的整体或前定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同样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位艺术大师所以“带来一些艺术视觉的新形式”，“拓展了艺术视觉的视野，使他有可能从另一个艺术视角来观察人”，[3]只在于他“一贯所遵循的原则是：在把他人意识加以客观化并最终完成时，绝不利用这一意识本身所无法知晓的东西，绝不利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的东西”。[4]巴赫金的意思是说，作家创作时共时地与人物处在同一现实空间之中，善于从人物的视点出发观察、感受世界，不利用外位的优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人物。除此两例，巴赫金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果戈理等的分析，概莫如此。
我们的问题是，巴赫金的这种批评原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这是对作家艺术思维的“还原”，分析作家审美地把握世界的视点，里面有一个价值预设，即他者的主体性和我的主体性是平等的，我没有权利将他者视为一个不会说话的物化了的存在。将这个原则转向批评者，意味着批评者必须平等地尊重作者的艺术视野、主人公的生活视点，因为批评者与作者一样，他观察、感受和思考艺术的生活也有一个视觉的角度问题。视觉一词内含着视点，视点意指视野的有限性和有选择性。视觉的有限性指个体看世界不可能是终极整体意义的，只能是生活某个具体的部分或环节。选择性指主体观察、评判生活的价值预设前提。把这两方面整合起来，我们说，现实生活的任何意义都是相对于现实主体而言的，世界是特定主体眼中的世界，不存在与人没有任何关系而自身具有自足意义的纯粹世界。任何人都是特定的社会存在，他看问题必然是个体的，生活的意义才会五彩斑斓，而对他者而言，则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尽管实际生活中双方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
然而，对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者而言，对此却应有明确的认识。巴赫金的“视野逻辑”[5]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如果不从创作主体的艺术认识特征入手，结果只能是一种无视或排斥他人话语的独断，批评主体对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方法论出发点和批评标准没有清醒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就奢谈文学批评和品评作品价值的优劣，只能是一件荒谬的事，“本质上是对人进行物化的因果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不同声音（亦即物化了的社会性语体）只不过成了物的特征（或是过程的征兆），已不能对它们应答，不能同它们争论，与这些声音的对话关系遂告消失”，[6]“还有就是在排除个人因素时而作历史的阐释（‘没有人名的历史’）。在文学和文艺学中，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与个人相联系的”[7]。这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的内涵，即历史意识具体体现在个体的视野逻辑之中，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内在地体现在审美个体的行为之中。我们的问题不是思维方式应不应该拥有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的问题，因为它的内在性是一种必然，而是我们应该怎样拥有对历史精神明确的自觉意识问题。这就是巴赫金两则批评范例的最终预设[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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