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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译“达维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学家，当时“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人称“百鸟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提开始重建东堂，1884年建成，为罗马式。“大堂计长二十二丈二尺，宽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内明柱计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径一尺六寸，皆系黑龙江运来之赤松，精坚胜任。堂内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绘尽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意大利亚国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镌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灿可观。……堂前钟楼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圆牖框，与它牖各框，及其层檐，与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砖砌成。每砖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阶除，长阔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门一座，达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规模修建西苑，将救世堂划入苑中，因此与法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商定把救世堂迁到西什库。教堂迁到西什库后，人称“西什库教堂”，即为北堂。
北堂于1888年12月建成，“北堂轮焕崇闳，可为中国第一。堂内之格局，乃照圣教会第十三世时起建大堂之式样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础石皆汉白玉所成；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宽一尺八寸，皆美国运来之桧。柱之四面俱贴关圆细柱，约宽四、五寸，与大柱共撑穹窿。大柱桧以天蓝之色，细柱则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台三面单尖洞牖亦有十二，约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烧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稣苦难小堂，计长五丈有余，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
教堂入口处前部，建造了中国传统样式的月台，设汉白玉石栏杆，并有两座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的碑亭分立左右，亭内立教堂迁建谕皆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中国传统样式的碑亭同大堂正面镌刻的耶稣善牧圣象形成强烈对比。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教堂外，尚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医院、若瑟院、光华女中、育婴堂以及神甫宿舍等。“这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开条青砖、板瓦屋顶，带平顶廊子，无须挂檐板。室内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样。”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期——“洋风”转复古主义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国旧有房屋忙改设，新建的则多模仿中国传统样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经历了18世纪从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的发展期、19世纪的“洋风”的折衷主义影响，表现出中国传统样式的复古主义，并引导了30年代中国复古主义建筑的出现。
义和团运动中，南堂、东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损。
1900年后北堂修整，钟楼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东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年，法国神父高司铎在东交民巷建圣米厄尔堂（St. Mechel），后由法国人斩利国扩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该堂规模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砖砌筑的“洋风”二层楼房，面阔七间，供神职人员居住。西部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进深十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圣堂东侧有十间砖砌平房，为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但门窗均代拱券处理。
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毁，其后重建，命名为“致使堂”，由教堂、种楼、中外书房、神父住宅及寡妇院组成。致使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
东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年前后，在安定门外六铺炕，坐西朝东，堂体最宽处约16m，进深约27m。堂内分“圣所”和“致圣所”两部分。圣所中间设宝座，为一米多高的方台，上置圣体、宝匣；东北角有一祭台。圣所两旁设木制圣隔门，供祈祷时出入。圣母堂设有地下室，是停放灵枢的场所。堂西为俄国墓地。
马尾沟荷兰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六铺炕俄国墓地——是为北京三大外国墓地。
1900年后，荷兰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毁，仅索智能、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毁。经修复后，“利玛窦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汤若望的茔地上来了。”同时，在墓地内兴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亚斯立堂（Asbruy Chruch）规模为大。1909年美国美以美会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门内建亚斯立堂。该堂分正、逼两堂，中间以活动木墙相隔，可以推开活动木墙形成一体。正堂堂顶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辅以高侧窗采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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