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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四：教员梯队不稳定，师资质量不高，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由于文革造成了人才梯队断层，以及学科的萎缩使得传染病学学科缺乏吸引力，导致从事传染病教学和医疗的师资队伍趋于衰弱。教学医院的人员配备是一种双轨模式：医师兼教员。而求职者首先考虑的是做什么科的医生，真正乐于献身传染病医、教者为数不多。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教师队伍的扩大和师资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否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不仅如此，部分学员也或多或少地对传染病学的学习缺乏兴趣，甚至有人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毕业后的求职方向。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员大多把做外科医师、心血管内科医师、肿瘤科医师作为首选，问津传染科者几乎为零。这必然影响到教员和学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面对学而无欲的学员，再加上前面谈到的种种困难和实际情况，教员感到“没劲”，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困境之五：教学手段混乱，学员好恶不一，影响教学效果。近年来多媒体教学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很大，其总体效果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不同教员、不同教研室、不同学校，在教学器材的配备和教学手段的使用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一堂课上，板书、挂图、实物、幻灯、普通投影仪、多媒体投影仪、录像，要么五花八门，什么都用，令学员眼花缭乱；要么形式单一，使人乏味。但这些年来，争议颇多的，或可称之为焦点话题的仍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如何利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与多媒体教学相关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作用，并提高它的使用效果，的确是一门艺术，对这个问题我们曾作过探讨。总体看来，多媒体手段使用不当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教员。要么完全依赖，要么使用不熟练，要么干脆不用，这种现象已经在学员中产生很大反响。我们对去年传染病教学效果做过调查，其中针对教学手段的问题，学员反映的几点意见值得重视：第一、用Authorware制作的课件不受欢迎；相反，Powerpoint下的多媒体幻灯却大受青睐；第二、个别教员用的手写薄膜视觉效果太差，令学员不满；第三、使用机械幻灯时明暗切换显得杂乱。
困境之六：医学院校所在地区的差别导致教学效果的差别。第二军医大学地处上海市，本地区常见传染病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伤寒、细菌性痢疾、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腮腺炎等均不多见。我科在近三年内只收治过一例恶性疟；没有诊治过一例乙脑。而其他三所军医大学分别在广州、重庆、西安，传染病谱和病种比例各不相同，与上海比较差异更大。比如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经常诊治到疟疾、立克次体感染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员经常接触到肾综合征出血热。同样是军医大学，由于地区差别，见到的病种不同，培养出来的学员所掌握的疾病知识肯定有差异或多寡之别。但对于部队医学院校的学员来说，为适应将来的工作，似应当在传染病学这门课程中见到更多病种。可是，就读于第二军医大学的学员怎么办？
困境之七：“感染”与“传染”的争论扩大到校园，教、学员均不知所措。迄今，国内没有感染病学教研室，但有感染病科，如我们科室就叫“感染科”，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也设感染科，而且都名副其实；也有大型著作名为“现代感染病学”、“感染病手册”。更有大型的、取名时采取折中方法的专著叫“现代感染病学和传染病学”。从事传染病专业的医、教人员，都明了“感染”与“传染”之争的原委，但绝大多数学员却不知争论的起因。问题是，“感染”与“传染”之争何时休止？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和何时干预这场争论？争论的结果将给教学产生什么影响？今后的课程设置向哪个方向发展？如果学术界能够在争论中达成共识，认为“感染病学”是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在当前转型期的“传染病学”或“感染病学”的教学计划如何制订和实施？可谓“惑”！
传染病学教学的确困难重重。出路只有一条：改革。我校今年将吸取地方医科大学的经验和参照他们的一些成功做法，组建临床医学院。未雨绸缪，前两年为这一改革已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多次组织校内各教研室的教员座谈讨论。但是即将实施的这一重大改革措施还是在全校教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最强烈的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害怕失败。无论是校、院领导，还是教员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教学改革牵涉到一代人的问题，不可简单化和粗线条，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针对传染病教学改革的问题，在教员中也产生过不少疑虑和争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甚至是尖锐和针锋相对的，焦点问题是课程设置：教“感染病学”还是“传染病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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