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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他提出和实行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取之于民”，又要“帮助于民”，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努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他要求军队首先必须帮助民众发展生产，然后再向民众征收税款，而且还要多帮助，少征收。他说：“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3]为了使军队自觉地帮助人民生产，毛泽东提出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队”建军思想，并亲自领导了延安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这样，就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取之于己”，外加“取之于敌”，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边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获得了民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军队的更广泛的支援。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支前民工达539万人，承担了艰巨复杂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人民捐钱献物，这些感人的事例在人类军事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
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按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农民。中国现代军事历史的无数事例说明，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力量是军民结合型的整体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深厚根源则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正是如此，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依靠广大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赢得战争胜利的经验。一位美国学者说：“正是数以千万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4]
2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了中国军事经济新的发展道路
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2.1 开辟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的军事经济发展道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军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中组织工会，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罢工，直至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也是这样，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因此，其军事经济战略主要依靠对象是城市的工人阶级，战略基地在中心城市。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则完全不同于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革命。在敌人长期占领城市，井实行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转到偏僻的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解决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的确是个大难题。一方面，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客观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有的人对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工作说三道四。1928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大”时说：“在一个农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5]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六大”召开不久，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批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针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这篇在斗争中产生的深刻尖锐的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蕴含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军事经济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在科学论述战争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独创地阐述了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中国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二者的紧密结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将革命战争与土地问题的有机结合，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胜利的途径，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也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人民军队建立后，红军组织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后，又及时地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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