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形式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基层直接民主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载体的间接民主的结合。但是,缺乏直接民主为基础的间接民主形式很难保证人民的代理人不“反仆为主”,因此必须发展直接民主以济间接民主之穷,这也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列宁当年也曾经说过,“委托人民代表在国家机关中实行民主是不够的,要建立民主,必须让群众自从下面发挥主动性,实际参加一切国家生活。”[17](Ｐ152)而且,只有通过基层直接民主的发展,才能使广大民众直接体验到社会主义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增强广大民众关心和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才能推动间接民主制的完善,形成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持续内驱力。基层民主的发展,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对广大的代理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人民代表制度完善最终也是以基层民主为基础的。
基层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训基地。民主政治文化是民主素质的内核,是民主政治得以实践的观念基础。广大民众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主管理能力,学会了现代民主技术,认识了现代民主制度,而且逐渐培养了宽容、理性的现代民主精神,民主和法制意识都得到了强化,民主、平等、公正的观念开始在基层群众中形成,当家作主的意识开始在基层群众中形成。可以想见,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这将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村民自治的发展,通过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将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提供一个坚实的社会平台。一方面,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社会民主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了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村民自治重构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秩序,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村地域和人口为主导的超大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而这正是中国民主建设赖以顺利推进的社会基础。
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视野来审视村民自治,可以得出的结论,正如有学者所论证的:村民自治可形成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18]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已经为中国民主建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
的确,用现代民主的眼光去衡量村民自治,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村民自治的成功也绝不意味着中国民主建设的成功;即使村民自治本身,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浓厚的国家主导性也限制了其发展。但是,毕竟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之路,一方面,村民自治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强大的内源动力,其经过近20年发展形成的惯性运动已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特点,在渐进的发展中,随着其现代民主性色彩的不断强化,它必将对国家权力产生不断加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主导性的国家政权也在不断寻求国家制度的民主化,这两种作用方向是基本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它首次能够将国家权力的建设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协调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当我们重新回到民主建设起点时,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基层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微观社会基础。
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种学理的分析,也是基于我们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的成就而提出的一种期望。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从村民自治到社会民主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即使是村民自治本身也还存在诸多问题,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自上而下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建设还面临诸多不可测因素等。有学者就指出,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更高层次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由于权力中心在供给更高层次的民主制度安排时将会面临考验,因此将会面临民主制度短缺的问题。[18]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渐进发展之路,也预示着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仍将经历坎坷和曲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村民自治的发展已经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它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政权要求民主化与人民实践民主政治的双向互动,而这正是现代民主的真义,这也必将是未来中国民主的希望。
参考文献:
[1]Ｎｏｒｂｅｒｔｏ·Ｂｏｂｂｉ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7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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