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旧的体制的束缚而暴露出各种不稳定因素，并因之迎来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即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各种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如找领导调动工作）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如联保上书要求改善待遇）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其以社团组织的成立，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民间思想库的建立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公共领域的再建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平衡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一、第二次转型的中国现状背景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它不象欧美国家——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自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等方面取得公认的成绩，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1），城市改造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建设等的力度不断加大，涉众范围广、利益调整面大、摩擦焦点多；（2），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社会成员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自由度增加，主体的内在力量逐步得到发挥；（3），新旧观念的冲突激烈，许多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弱，行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无所寄托，导致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下降；（4），社会主导观念受到冲击，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献身精神有所弱化，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用主义有所加强等等。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不但在量上“集束多发”，而且有利益相关性突出、群体性矛盾增多、对抗性增强、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增大等特点。特别是2003年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SARS危机、孙志刚件^注1等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这些使我们逐渐明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因素，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而自1990年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类型的变化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背景，一是社会资源占有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二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日益复杂化；三是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向导者”“引导者”转变。因此“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注2（胡鞍钢）如果说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当下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这次转型要求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

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的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由“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注3替代“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权威本位观”。而为了缓和长期以来因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模式和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给社会在凝聚力和议和力方面造成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求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领域，在此领域内，一方面单质的原子的个人集结起来追求共同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公共事务的参与。

如2003年在苏北农业大县—沭阳县官墩乡农村发展协会成立，新沂市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成立。他们的主要服务内容，首先推动的是农村的劳务输出。此外，农村发展协会还会进行种籽化肥代销等方面的协作，为会员服务。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协助政府解决政府职能以外的工作，比如监督村委会的财政支出、集体维权等。以及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形式的民主建设。民主恳谈会的雏形其实是松门镇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其目的本来是宣传政策、普及观念，是由上而下的。论坛设计了让群众发言的环节，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老百姓感慨“都20年没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了”！于是这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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