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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17]
1903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和苏报案使反清情绪升到沸点。苏报案发生于上海。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吴稚辉等归沪。11月，他们吸收南洋公学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组织爱国学社，每周“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次年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30余名退学的学生赴沪加入爱国学社。5月27日，学生领袖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从6月初起，《苏报》接连发表章士钊、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激烈反清文章，公然号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18]鼓吹“排满之见，实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19]赞扬《革命军》一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29日，《苏报》抛出章太炎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扬扬万言，全面清算了保皇言论。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迫害，章太炎、邹容等人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入狱，《苏报》被查封。沈荩案发生于北京。沈荩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骨干，起义失败后潜赴北京。1903年4月下旬，他披露了沙俄政府关于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引发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7月19日被清政府捕获，31日被杖毙于狱中。《苏报》案和沈荩案，全盘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愚钝，连康梁也感到非常难堪，他们批评清政府于苏报案“不惜低首下心，请命求援于外人”，“损失国权，污辱国体，重自取辱”；将沈荩“杖之数百，不死，卒缢杀之。野蛮惨酷，无复人理”。他们提示清政府 ：“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20]
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伈伈伣伣，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日同乡会刊物《江苏》，由革命派秦毓鎏、张肇桐、黄宗仰、陈去病等人编辑，它一开始就大声疾呼：“将跃身扬子江中，起万丈胥涛，作十万军声，与异种民族相轰战，相竞争，以保此破裂之山河”[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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