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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总结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预防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政体以君主独断独行；立宪政体分解权力，各专其职又互为制衡。个人权利方面，专制政体不承认人民的自由，“国家对于个人，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个人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立宪政体，“国家与个人，皆有其权利，有其义务”。两者相比，优劣不啻天壤之别。汪精卫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和民权立宪两种，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34]。
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日本的文明是不是最好？“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同样，日本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最优越的制度为目标。由此而言之，“君主立宪不合于中国，不得智者而后决”。他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35]。朱执信指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民众对天皇没有恶感，而中国人民对于一贯背信弃义、荼毒民众的满清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且习知其食言，又安从信之”[36]。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陈天华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极端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幻想满清政府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他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有于一朝之内能自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去尽，民困克苏。”他指出：“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37]。这就是排满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遗憾的是，它是在传统种族斗争文化心理的帮助之下，才迅速贴近了社会和下层民众。这是一种文化替代现象。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为脆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第二，同时又弱化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主义宣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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