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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排满思潮是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思潮。从兴中会开始，革命派们就有意识地利用反满来契入民众，不断扩大革命宣传。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38]。孙中山、陈少白等利用它们对留学生进行启蒙，李书城回忆：“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翬、刘成禹、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王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排满思潮高涨以后，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大量刊登了有关岳飞、文天祥、夏完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事迹的图像、诗文。留学生们甚至钻进东京等地的图书馆中抄录了许多清军入关初期暴行和明朝军民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广为流布。《民报》创刊后，汪精卫、胡汉民以煌煌政论享誉一时，被称为“民报最有名之人物”，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满汉矛盾作为立论根据。《民报》公开呼吁：“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 集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来辑”[39]。
应当承认排满思潮的巨大政治动员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反满民族主义。梁启超当时就指出：“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40]。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濒临四面楚歌，连忙发布上谕对反满民族主义力加辩驳：“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洲之近，更何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41]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42]。章太炎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43]。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44]。
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宣传。在少数革命派领袖中间，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现了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相辅相成关系。孙中山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5]。《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46]。革命派领袖还具体规划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蓝图。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监察权。他觉得从君主专制到五权分立之间，似乎应该有个过渡阶段，因为革命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一般革命过程中比较难以体现民权，所以弄不好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寡头政治。究竟如何顺利完成专制向民主的转换？他提出革命初起实行军事管制，三年之后实行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历史前提的循序以进的民主化过程，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制度的独具匠心。可是还有许多革命派领袖似乎顾不上把关于民主的思考具体化，就革命派的大多数人说来，情况更糟。李书城回忆：“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多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不大明白，以为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戴季陶指出：“当时三民主义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课，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47]。孙中山自己在检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当初同盟会也只明白民族主义，至于民权民生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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