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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特开篇强调，法院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judicial conscience）就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5]而在他看来，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
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为此，他特别论述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一个自由社会的最终基础是共同情感的凝结"。这种情感是靠美国所有人民竭诚团结共同努力培养出来的，并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我们靠象征生活。国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象征，它在宪法的框架内超越了我们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这种分歧有多么巨大"。因此，"国旗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是自由最具有意义的标志"。[6]
既然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旗又是国家的象征，学校可以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并作为强制性活动，如果以宗教的理由抵制这一活动，就会损害学校这一爱国主义的效果。因此，他希望，在"政府教育当局和学生家长的权威处于对立状态"时，家长应从大局出发，"在无损于自己权利的范围内，劝说自己的孩子理解州教育部门倡导效忠的正确性和明智性，这才是宗教宽容最生动的一面。"[7]
唯一表示不同意见的是哈兰·斯通大法官 (Harlan Stone，1925－1941年任职，1941－1946年任首席大法官)，正象他的名字（意为石头）所暗示的那样，他的立场冷静而又坚定，丝毫不受过分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在法庭上，他特别向戈比蒂斯一家人表示了敬意，宣读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第14条修正案。它所显示的是州用法律强迫学生表达一种他们不愿表达的情感，这种强制已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8]在他看来，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怀，有很多其他更好的办法，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宪法"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灵和心智（the human mind and human spirit）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灵心智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9]
最高法院基于政治和国际形势而非宪法基础作出的这项判决，引起舆论大哗。全国各家报纸中批评这一决定的远远多于支持的。美国中西部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报》（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的评论很有代表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违反美国原则的，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10]
三、判决影响恶劣 受害者法院讨公道
这一明显违反美国传统自由权利的判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预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遭到无端的攻击，许多孩子被迫失学。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一案件为社会上的迫害和歧视活动开了绿灯。据美国公众自由联盟1941年的统计，全美共发生了236起攻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事件，公有1000人次受到伤害。它甚至宣称"自摩门教徒（MORMONS）受打击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宗教组织受到过如此的迫害"。[11]
社会现实令人痛心，而学术界有根有据的批评更令大法官们难堪。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在1942年另一项涉及耶和华见证会的案子中，布莱克、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 1939-1975年任职）和墨菲（Frank Murphy 1940-1949年任职）等三位大法官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我们在戈比蒂斯案中支持原告，我们认为现在是恰当的时机表明，我们现在相信那是个错误的决定。"道格拉斯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表示，他在戈比蒂斯案中太"天真"了，和其他法官一样，他为法兰克福特的智慧所慑服，"在那时，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确对宪法法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不加思索地佩服他"。[12]另外，这时最高法院的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保守派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斯(James McReynolds，1914－1941年任职)退休，其位置最后由威利·拉特利奇斯（Wiley Rutledges，1943－1949年任职）填补。后者是位法学教授，以倡导保护公众共自由而著名。斯通则提升为首席大法官，代替退休的休斯。斯通的遗缺由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1941－1954年任职)代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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