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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对那些继承革命传统的种种说教有所理解，有所同情。无非是要下一代永远保持“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疾恶如仇与对一切强权同仇敌忾的感觉”，与革命先辈抱有同样的感受与同样的理想，以求江山永不变色。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倡到广阔的农村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种种忆苦思甜的拙劣教育方式等等诸如此类。这样做无非是希望青年一代通过这些方式体验一下底层阶级的痛苦，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罢了。
这样也能够理解在某个已逝去的特殊年代里，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刻意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当中栽培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才智与修养不足以当此大任，伟大领袖与那些革命家们见不及此，难道他们连普通人的智慧都没有了吗？这些看起来荒唐轻率的举动其实蕴含了最严肃与最高尚的理想，即革命党人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作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永远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实现这个理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工人与农民中寻找革命政权的接班人了！
但是任何人如果不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上，就不会与弱者有相同的感受，就不会同情与尊重他们，更不可能与弱者共享志同道合与同仇敌忾的感觉，而这是将弱者与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归根到底，人们只有在经历了极度的仇恨、极度的失望、极度的羞辱与极度的痛苦之后才会产生鄙弃一切低级欲望，痛恨一切不平等现象与打倒一切强权的动力，才会自觉自愿献身于高尚的理想与投身到宏伟的事业当中去，并且由此才能获得革命领袖所必备的大道德、大智慧与大勇气。
试图通过说教者的不断的灌输与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来复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做法，恐怕是过于高估宣传教育与示范的威力，过于低估人的劣根性了。人之善变，隐恶而扬善，隐真而示假，知易而行难，史有明鉴，革命者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焉能不败！
在新社会里人人必读的那些革命先烈与革命英雄们用鲜血与热泪写成的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读之令人顿生不快。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蕴藏了巨大的仇恨，以至连美感、平衡感与幽默感都丧失了。革命者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仇恨都统统灌输进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下一代早就有了另一套格格不入的想法了。
没有对屈辱地位与不平等感觉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一切对于青年一代接班人来说是不可思议与无法理解的，因此革命者就只能把革命的激情与平等的意识强行灌输给下一代了。不过最后的效果却是——在青少年看来，对他们进行强行灌输的这帮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才是真正最可恨的人！因为这些人阻碍了“青年的力量，青春的力量！”
随着情欲与权力意志的觉醒，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永远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在革命的激情与魅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这些鄙俗的念头暂时压制下去。但是当他们一旦在现实的利害冲突与政治权力斗争中醒悟过来后，悲叹被愚弄被利用被耽误之余，就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切角逐中去了。
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
社会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过分高远，它的无非就是——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有做人的尊严，有闲暇的时间，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却与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存在与运行相悖。
仔细分析“绝不拉下一个阶级兄弟”，“先进帮助后进，共同进步”，“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等等诸如此类的真挚朴素的宣传与算计，发现其实这不过是弱者希望尽一切努力制止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分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就利害关系而言，人们只有在共同遇到极大的危险时，才愿意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为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战胜当前的困难，危险过后又会形同陌路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上岸之后则各为其国，刀兵相加。
人们只有在巨大的屈辱、痛苦与仇恨中，才会在政治斗争中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与压抑自己的低级欲望，联合一切与自己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以求实现美好的理想，改变自身的处境。在这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状态下，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变得有极大的可能性。
只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永久获得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后，就会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不再需要以一种永远高昂的激情与坚定信念去争取与维护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再是斗争，而是不断的享受，以至于比其他人少享受了一点就愤愤不平。心里永远在算计是不是少分了社会主义的红利，为了万无一失，最后就按照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按酬付劳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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