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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弱者要联合起来反抗强者，必然要有一个或一群才能卓著的人来充当领袖，以便能团结与率领弱者去争取相对较好的处境，这个领袖或领袖集团就会处在一个各方面都较原来为好的地位上。但是这些领袖们也许就会发现，如果能维持这种相对有利的地位，还去革命干什么？不如就与既有政治势力相妥协，全力维护这种地位算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革命接近成功时或成功了以后伟大领袖就把当初的誓言、许诺与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全心全意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势，巩固自己的权力法统，并且大杀不识时务与功高震主者。
二十世纪的最新表现则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者集团慢慢地蜕变，变成新的旧式统治集团，新社会最后就向旧社会全面回归，以至又需要来一次革命。
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强烈平等主义倾向的社会，对其臣民一视同仁，按材授官，就极有可能将各个阶层的杰出人才都收罗一空。这样下去，统治集团本身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被压迫阶级要翻身将比登天还难。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至与下层阶级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最后统统葬身于王朝末年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大屠杀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某些读书人，除死记硬背，能说会道以外别无长物，又指望借此谋生，甚至出人头地。如此一来，就只有依附强者与富人，为他们的强权与财富的合法性摇旗呐喊，从他们的嘴里分一杯羹。就象秃鹫一心希望分享狮子吃剩的猎物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去为弱者与穷人说话！
当弱者与穷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后，精明势利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些一时冲动，心存侥幸者，对革命只有三分钟的热情。革命政权的严厉管制，使他们不能图逞口舌之利，不能以自由之身侍奉强者与富人，于是深悔所遇非人。身处囚笼之中，只觉度日如年，夜夜盼望自由天使从天而降，将自己救出苦海。一旦形势有所变动，欢呼雀跃西天极乐世界马上就要降临，眼中所见全是一片光明，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奋不顾身向前冲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好一群自由奔放的领头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资本在人间。
人性就是如此，认为自己比较聪明能干，就不愿意与其他较为愚钝的人平起平坐；能说会道者就整天嚷嚷他们理所当然要比那些笨口拙舌者多享受一些好处；觉得自己比较漂亮性感，就一心指望受宠爱，被呵护，以至于受到一点冷淡就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要移情别恋，离婚改嫁，弃暗投明。
这类人浊气一涌，慷慨激昂，又是大书火烧某某某，又是表态永远跟着某某某走；热血一冷，顾影自怜，又是反思，又是忏悔。岂有它哉？无非就是自怜自艾，搔首弄姿，粉墨登场罢了。
只有那些不可腐蚀与不可收买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迷信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原则，真诚待人。只是这些人并不精于算计，更不会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自己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些人如果去从事政治斗争，或是被人利用，身败名裂；或是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慈不带兵，义不生财，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学术中立，真的能够做到吗？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打算吃或者已经吃了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恐怕在良心上会感到不安吧？再说也违背普遍的道德律令与神圣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是劝百讽一，小骂大帮忙，逢场作戏，点到即止，对得起观众吧。
与弱者与穷人的痛苦相对应是强者与富人的幸福，负一加正一等于零。物质不灭，信念永恒，价值中立，太上忘情。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非几个书蠹所能改变，还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超脱于利害关系之外吧。
强弱之别由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决定
经典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来应属于强弱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的一种表现。但是强者与弱者并不能特指固定不变的人群，强弱之别完全由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特定的某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决定。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这对范畴更能表达这个意思。
革命党既然已经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不能再称之为乱党。但它是否还能如它自己一贯强调的那样继续以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为宗旨，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而自居也大有疑问。也许在政治法统上可以这样强调，但是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随着官僚制与权力等级制的巩固，革命党必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与党外的一切势力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从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革命党无疑就是真正的强者，而党外的一切集团与个人都是弱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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