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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方的内部困难，可先概括地谈两点。第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目共睹的社会大动乱，这对美国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具有深远影响。苏联则患了一种政治麻痹症，这从外表上不大看得出来，而其实是被故意捂着盖子。但此症到一定时候就要公开爆发出来，总之是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二，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气勃勃的。随着新要求、新观点、新集团以及新领袖人物在自由竞争中各显身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不断地作相应的调整和演变。苏联制度则不同，它在一个极其保守的领导集团把持下，正处在一种亚稳定状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僵脆的稳定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大动荡。”⑵
接着，在专论苏联情况时，布氏指出：
“要深入了解苏联的内部困境，必须看到：一方面，苏联的政治制度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制度。其实这个制度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某些比较有头脑的苏联人士（如彼得o卡皮查、安德烈o萨哈罗夫等）已认识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
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
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真正的第一代开始登上政治金字塔以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本质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
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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