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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用人盾的想法对西方而言是不用白不用，对台独政客而言就有点一相情愿了。就象49年前国民党抓壮丁打仗一样，共产党将要给壮丁分田，而国民党却指望壮丁把共产党打跨。虽然台湾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投机心理，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必须和大陆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实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台湾就算独立也永远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足以保护和支持台湾精英在海内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确实落在共产党肩上，虽然目前他作得还不十分称职，但大陆怀疑共产党会作得更好的人越来越少。区别在于，台湾当局就算罄尽全力，也无法和中共相比，这将是台湾政坛洋博士们的悲哀，除了死不服气以外他们成不了造时势的英雄，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陆那些乡巴佬在时势的造就下处于高位。平心而论，台湾政客许多人具有洋学位，工作能力和手腕也高出中共不止一筹，所以死不服气是有道理的。
许多人认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会导致民心背离。这是从目前台湾主流政客抱有台独理念，工商界和媒体精英怀有对大陆的投机心理的现状出发的。然而当投机心理破产时，岛上大概不会有不合作势力的存在，笔者相信政客一定会自己买票出国的。对比49年时大陆还有一个受旧政府保护的既得利益阶级（地主资本家），台湾将不会有这样的阶层，所以连思想教育运动和社会改造都可以省略了。台湾的工商界精英和其他名流一定会和共产党宾主尽欢，如鱼得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的“有进有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自行承认以前共产党手伸得太长，能力有限，准备让出地盘给资本家来发挥聪明才智。实际上从这些年的共产党作为上看，从全方位开放到大体上退出竞争性领域，就差一个“全心全意依靠资本家”的口号了。这早已不是分田分地的共产党了，还和资本家有什么水火不容的矛盾呢。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成千上万的台资企业蜂拥投资大陆，这实际上等于给中共投实实在在的信任票。连鼓吹两国论最得力的辜老先生，旗下的和信集团，也曾有计划投资镇江，后来是否落实鄙人就不甚了了。
说穿了，“信”不过中共的有且只有台独政客。所以民心和民意根本不是和平统一的出发点。十多年来，共产党一直呼吁国民党当局，进行平等谈判和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管是是从台独分子所说的“独裁者本能”出发，还是从教条主义的阶级分析入手，反正共产党所找的切入点奇准。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对台湾政客的分肥计划，搞定了政客，民众的问题和认知差距会自然消失，毕竟民众没有统一以外的重大利益，相反他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与此一致。有人说共产党工作不力成效寥寥，根本问题也在于政治利益的排他性原则在起作用，这是一件典型的与虎谋皮式的工作。共产党甚少对台湾民众做解说工作，宣传一国两制的具体政策措施，而是热衷于笼络政经各界人士，实际上也是与此一认识相适应的。很多人说共产党手法不新，步伐不快，实际上在本质是分肥的一国两制之下，不可能有港澳那样的基本法，也不会有越过台湾当局的对民众的宣传；有的只可能是一个协议，宪法将要由台湾自己来根据协议修订和落实，宣传工作也当然是留待特区政府去做。共产党确实是以十二分诚意把工夫作得十足，为笼络台湾当局，面子里子都给留着。84年大陆方面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殷切希望台湾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多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台湾方面毫无反应，倒是身在美国的宋美龄捉刀回了一信，信中有“幡然悔悟，投诚来归”之句，其心态仍然停留在49年之前。现在李登辉的“老子儿子说”，只能当作笑话看，跟阿Q说我家祖上也曾经阔绰并无本质不同。跟宋美龄自居正统的心态有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份无奈和破摔的情绪。
共产党高层数次提到“不耐烦”和“不能无限期拖下去”，是一个厌倦于继续笼络的强烈信号。毕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没有人会希望继续毫无希望的等待。如果回过头来一想，武力有武力的好处，一国两制是大陆在战争阴影下委曲求全的方式，今天大陆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所以仍然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是什么圣人，但在这一点上确实作得仁至义尽。一国两制是台湾政客所能得到的最高条件，他们轻率地拒绝这一点，并提出所谓的“一国良制”的反调，实际上在一国良制之下，共产党只要有一支笔一张报纸，就能让那些主张两国论、夹击论、感谢日本打败中国的家伙及其同党，在政治上永世不能翻身。拒绝一国两制大概是出于侥幸心理和不明智：台湾的民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可靠筹码；寄希望于军事冒险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自己也常常感到信心不足；剩下的唯一希望在于美日以全面战争的风险来讹诈大陆并取得成功。否则的话，就只好寄希望于中共一代不如一代，业已变成畏敌如虎的懦夫，否则他们的命运将是注定了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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