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研究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部分地是出于明显的个人原因。我已经习惯于作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习惯于被同行知识分子指责为反动分子、辩护士或十足的傻瓜。然而我们中的那些身为犹太人的人，甚至更加严阵以待。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智力不正常的人，而且被看作是所谓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的叛逆者。

　　下面这种希望又加强了我的这种个人兴趣，即对这一特殊情况的研究，可能会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提供一丝线索。这种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以战后的西德及其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为代表，在那里，犹太人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在那里，智力氛围大致说来是集体主义的。不幸的是，这种愿是没能实现。我相信：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犹太人中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予以说明，但这一说明中的最核心部分，是特别地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而言的，而且无法轻易地予以扩展。我指信以后别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犹太人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得到的利益

　　开始我先简单地论证一下第一种观点：犹太人应该深深地感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使犹太人受益的特点毫无疑问地是竞争。哪里存在着垄断——不论它是私人的垄断还是政府的垄斯——在垄断受益人的选择中，那里就存在着实行任意的选择标准的可能性，而不管这些标准是肤色、宗教、国籍或其它难以归类的东西。在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地方，唯有实际行动才能说明问题。市场是色盲的。没有哪个到市场上来买面包的人，了解或者关心这麦子是由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种植的；是由白人种植的还是由黑人种植的。那些希望通过仅向所喜爱的人购买来表示他们的个人成见的人，将处于竞争的劣势，因为他拒自己于最廉价的资源之外。他可以表示他的成见，但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比另一种情况将得到的较少的货币收入。

　　一次个人经历明确地阐明了竞争的重要性。12年以前，我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前来出席会议的人，一方面组成了这次会议的成员，其中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银行的两位首席董事；另一方面，又组成了象我一样被邀请来作为小组讨论的发言人或参加者的那些人们的行列。在场的一位美国银行家讲述了美国银行界出现的反犹太主义的故事。同他的谈话使我开始对这两组人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在第一组当中——即在严格意义上的银行家当中——我估计大约1%的人是犹太人。在人数较少的第二组当中——即在被邀请参加讨论项目的人当中——大约25%的人是犹太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不存在着自由进入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银行界到处都存在着垄断．政府的批准或政府所给予的营业特许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举荐人们参加这种讨论项目的那种智力活动，却是一种高度竞争的行业，几乎完全允许自由进入。

　　这一例子特别具有说服力。这是因为很难说银行是一个象（比如说了钢铁工业那样的、犹太人从未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领域。恰恰相反，几个世纪当中，在银行业中，特别是在国际银行业中，犹太人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不是一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银行是一种进入相当自由的行业。犹太人在银行界的成功，除了归于上述原因之外，还归于他们所拥有的下述相对优势：这一相对优势既来自教会对高利贷的看法，又来自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又来自他们对统治君主的可用性（这一可用性完全是由于犹太人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隔离而造成的）。

　　轶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历史。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大约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一再地受到歧视；在他们所能进行的活动方面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整体地遭到驱逐，就象1492年被整体地逐出西班牙一样，而且常常是他们周围的人们的极端敌意的目标。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然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不存在极权主义国家，所以，总是存在着某些市场因素，总是存在着某些对他们开放的活动。特别是，分裂的政治结构与为数众多的独立主权，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尤其逃脱了严密的控制，这正是犹太人在这一领域如此突出的原因。纳粹德国这个极权主义最严重的社会，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也提供了官方的、且实际的反犹太主义的最极端的例证，这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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