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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勒斯坦论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危机及21世纪左派政治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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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左翼思想家、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在美刊《新政治科学》第22卷（2000年）第2期上发表《21世纪的左派政治学－－或者再一次的理论和实践》一文，提出世界左派运动的失败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表现的观点，并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之下的左派在21世纪的政治策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世界左派历史理论的崩溃
世界左派曾拥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轨迹，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轨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轨迹。但它们今天几乎顷刻之间彻底消失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理论的象征，这种理论相信进步，相信人性本质上是理性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总是朝向良好社会发展的。不仅左派信仰这一历史理论，多数自由中派和部分右派也认可它。这种历史理论有诸多变体。例如，美国人想以美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而英国人想以英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另外还有人剔除了这一理论的政治革命因素，认为历史是世界经济的平稳的商品化进程，或是选举制度的平稳扩展，或是国家历史使命的实现，等等。但无论其差别如何，它们都相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历史理论，因为它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并提供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一理论甚至也鼓舞了特权者，他们认为最终人人将享有特权，因此受压迫者也就不必抱怨压迫者现在必要的压迫了。
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它传达的信息是，以法国革命为象征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完成，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还受着组织为政党或国家的群体的压迫。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只被世界一部分左派信仰，它比法国大革命更具乐观主义。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历史进步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都变成了可疑之物。相当多的世界左派开始怀疑上述历史理论的正确性。原因何在？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派和右派认为，世界左派误读了这一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仍然正确，但是应当将良好社会界定为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掌握在非政府的部门手中，并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这种空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相信再过10年就不会有人记得这种疯狂的妄想了。部分世界左派的解释认为，原初理论仍然正确，左派只不过遭受了暂时的挫折，－－（……此处有很多缺的地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区的过程。而这些新地区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大约20－50年）也会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资本家再度“逃走”。可是今天，资本家已经几乎无处可逃了，力图放慢工资上涨的进程显得极为困难。原材料、机器等投入和基础设施成本上升缘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家降低成本的主要机制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不支付，而通过损害共同利益的方式获得。这称作成本外化。成本外化的方式有三：将废物转置到他人那里而又不支付处理费；以开采价购买原料而不支付原料再生所需的代价；使用由共同支出建造的基础设施。前两者意味着要不断寻找新的废物堆弃地和原料产地，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难找了。环保生态运动的兴起也阻碍了这些做法。第三种机制则意味着不断增加税收。
税收的增涨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用政治学家的话说叫做世界的民主化，其后果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展。人们要求的底线越来越高。这也是政治稳定的代价。最后，资本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要为成本上升负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工资、对某些成本进行内化、支持福利国家制度，以取悦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率。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成本的不断上升及世界范围的利润收缩。
三、世界左派的传统策略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危机时，不同的政治力量会作何反应呢？该世界体系的上层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大多数，他们将陷入混乱中，求助于短视的政治手段。另一类少数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知道当前的体系行将崩溃，就创建一个新的体系并力保在新的体系中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惟一可行的策略便是改变一切以保存一切。无论如何，这个小群体的所作所为将是吸引人的和具有欺骗性的，他们会将自己的动议包裹在激进和进步的外衣里。
战场的另一方也寻求重建这个世界，但是目的是使它变得更为民主和平等。这就是世界左派。当共同追求这两个目标的左派坚定地团结到一起时，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重大变革就非常具有可能性。但当前世界左派软弱、绝望。在斗争中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19世纪以来世界左派策略的失误何在呢？世界左派策略的中心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种策略把控制国家机器作为克服特权阶层深厚的经济和文化权力的惟一途径，作为保证新型制度得以建设和维持的惟一途径。社会变革的其他道路被看成空想。尽管两步走看起来是惟一实际的战略，但它现在失败了。这是因为，一旦实现了第一步－－－而且确实在许多国家实现了－－－新政权看来不能够实现第二步。这正是老左派幻灭的根源。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某一政权如果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改变世界，那是因为领导者在某种意义上“背叛”和“出卖”了事业。但领导的背叛如同群众不觉悟的说法一样，没有说服力。这里根本的问题不是伦理的或心理的，而是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的国家拥有诸多权力，但它们并不是全能的。当权者不能够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仍然在台上。当权者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各种制度，尤其是国家体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现实，任何一个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党也必须面对[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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