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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数年的政治动乱虽已于７０年代初逐步平息，但内战暴露出的地区性分歧和种族间的分裂依然存在，各部族并未能真正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冲突。这就使在这种貌合神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尼日利亚新政府不能制定和贯彻强有力的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并且还使得动辙用武力推翻合法政府成为一种新“传统”。当混乱各方由于精疲力尽而暂时休战，国内政局重新平稳之后，尼日利亚曾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济恢复时期，生产增长率曾一度达到７％，以至一些人认为它已开始成为非洲巨人。但是，自８０年代中期起，尼日利亚重又陷入了政局不稳的混乱，使得它的发展前景一片暗淡。尽管尼日利亚拥有无可争辩的有利条件：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保证给它带来巨大的收益，按照目前每天２００万桶的开采速度，尼日利亚石油的探明储量仍可供开采２７年；它的劳动力既多又熟练，据世界银行统计，雇用一名尼日利亚纺织工人的成本仅为一名美国工人的３％。但迄今为止，尼日利亚工业化的程度以及它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改变该国的经济结构，也未改变它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尼日利亚的经验证明，伊博人主动挑起的内战不仅未能象美国南北战争那样消除本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也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模式（如果说有的话，就是除了贪污还是贪污，每一派的人上台后都尽可能地为自己拼命地捞一把），反而给整个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未能采取明智的政策，建立一种合法而又切合实际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至整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进军时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和稳定。这样，尼日利亚想成为“黑非洲经济火车头”的发展愿望只能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回忆，甚至没有人指望这个在发展道路上遭遇失败的国家，能寻找到任何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 伊朗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前，伊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不到３００美元。１９５３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复位，这是一个力图使伊朗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地区行列的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巴列维于６０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称其为“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土地改革，森林收归国有，工人入股分红，取消妇女面纱，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６项措施。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革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便使伊朗尽快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１９６２年１月９日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共有９章，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所有权的转移到农业服务项目的增加。它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６个“当”，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违法的地主将遭严惩，守法的地主则可得到补偿。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当局仍为地主提供了三种选择：他们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租或出售。这样的政策大大减缓了与地主的直接冲突。土地改革局则将这些收购来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在１５年内分期会清费用。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大片土地从少数土地占有者手中转移给了广大的分成制佃农，地主虽然不满，却无法对抗政府和农民的压力。应该说，国王在处理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过程中采用了比较明智的做法，但在改革中他却未能协调同宗教势力的冲突，尽管政府在土改中对宗教地产一再采取温和的抚慰措施，土地改革和取消妇女面纱等行动仍然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宗教首领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被巴列维国王血腥镇压了下去，霍梅尼被流放到国外。虽然绝大多数伊朗人都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在国王的改革中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９５％以上的伊朗人在国王与霍梅尼的冲突中站到了国王一边，坚决支持国王的现代化目标，使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障碍清除之后，伊朗的民族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以９％－１２％的比率持续增长。人均收入１９６５年为３００美元，到１９７７年时几乎增长了一倍。在一段时期内，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象伊朗人那样幸运。然而，在这种表象后却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这一切成就都在于有国王的支持，而国王本身的权力又大得不受任何制约，民族的命运全系于一人之身，这种高速度的工定化显然有很大的风险。随着伊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石油美元滚滚而来，这种潜在的危险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国王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开始独断专行，野心膨胀，俨然以一个世界伟人自居，忘记了他要实现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忘记了宗教势力对其政权的威胁－１９６３年他实际上只击败了霍梅尼，而未击败整个宗教势力。从７０年代起，国王一心要在军事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用１９０亿美元购买了与其国力根本不相称的美式先进武器，而在１９７１年前，伊朗军费每年的开支不超过１０亿美元。另一方面，国王对伊朗资金的大量外流不闻不问，对政府机构中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之风丝毫不加制止，生活费用的上涨以及普遍的财政骗局损害了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禁止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而强迫老板向工人出售４９％的股票又使企业主感到沮丧，允许赌博和酗酒则不必要地激怒了宗教势力。国王头脑发热，他的随心所欲使他不再注意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这本是他１９６３年获胜的基础），反而使自己成为破坏一切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于是他开始遭到９５％以上的伊朗人的反对。国王的政策终于在１９７７年底导致伊朗经济恶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动乱和政治动乱，动摇了国王的统治根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利用这一有利的契机，很快将巴列维赶下了台[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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