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知道，“德行优先于知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可有智的直觉”三命题，是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赖以建立的三大依据。就黄玉顺先生批评牟先生是“道德至上主义”，我以为这不是牟宗三一个人的问题，“良知的坎陷”严格地说也不是牟宗三凭空的杜撰。因为传统儒学本来就是有一贯的泛道德主义倾向的。而且我也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拒绝道德至上、不再道德至上的儒家。牟先生称儒教乃道德的宗教，这说法也许有些不伦不类，但深究起来，意思还是说得通的。基督宗教是最重启示性的宗教，在其教义中必然是信仰高于知识；儒家作为道德宗教，自然说道德优先于知识。一提起儒家，自然而然就应想到道德。当然对“道德”一词作怎样的理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以为，无论怎样儒家天然要讲道德的，将来无论怎么发展也应如是。而不讲道德的儒家必不是真正的儒家。只要儒家谈道德，一定是优先于知识、优先于见闻之知的。因为我们清楚儒家的“道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解“道德”一词中包含的无限深广的意义。

所以问题不在于讲不讲，而在于怎么讲。越是在这个崇尚知识的时代，越应当坚定不移地把道德讲下去。价值理性面对工具理性，绝不能低头。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诚然是引起许多争议，但我以为这里面是一个理解得是否恰当的问题。其实“坎陷”的道理，不仅在儒家有，在佛家有，在基督宗教也有，将来道家要发展也不能没有。“坎陷”这个词用得比较晦涩，而且容易有歧解。但说穿了，就是无限如何主动地介入有限的问题。

我想就不同宗教的不同提法来做一比较说明。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2章有这样的话：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说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为了拯救人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即所谓“道成肉身”。无限的道成为有限的人身。无限介入有限，无限化为有限，但本身仍旧有无限的品质，即兼有无限与有限的品质。无限介入有限，是来自神对人的爱，要拯救人的目的。

在佛教，要成就菩萨道，必须学习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除了了佛教教义、典籍之外，也要学习语言、文字之学、医学、逻辑学等等，相当于广泛学习时代的一切科学文化知识。为什么呢？佛、菩萨、佛徒们因着慈悲之心要普渡众生，要为人开示、说法，不能没有文化知识。尽管他已经在追求无上的最高的智慧，他也很清楚，这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一种执著，一种虚妄的分别，但是为了适应世人理解、接受的需要，权作一种方便法门。此种应变，正是无上智慧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在儒家，礼有损益，因着时代的需要，未必不能接纳知识，接纳民主制度。关键要注意两点，一是要为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世人的需要而有所为，要为了成就他人才这样做；二是不能把这与时损益的行为看作是无限的、永恒的、永远正确的，要看得合乎时宜，而不可拘泥、陷溺于临时的、方便的所作所为之中，即相当于佛家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牟宗三描述的良知发用之妙也颇有佛家的洒落：“良知为一圆莹之纯动用……其随机流行，如珠走盘，而无方所，然而又能泛应曲当，而无滞碍，此即所谓圆而神”。⑥再比较基督教的保罗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6章）所谓“造就人”，就是因为爱人，所谓“不受辖制”，就是“无滞碍”，其实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儒家的良知之所以要经过“坎陷”才能成就知识，说白了就是因为良知是无限的，不能执象而求，不会因象/相的执著而束缚自己，它全然是自由自律的；而知识是有限的，是他律的，不是直接发自本心的。知识要有前设、有规定、有限制、有形式上的种种规范，有效性也是受限的。要成就知识，还不得不执著，像数学，需要先天感性直观。上帝不需要感性直观，不需要数学，数学不是上帝的属性；同样，数学也不是良知的属性。良知对于人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是当下就有的，不必先逻辑地、形式地推理一番才能决定如何做——伦理和伦理学不是一回事；道德和道德哲学不是一回事，道理就在这儿。上帝如果道成肉身，不是不可以领会数学，成就知识，以无限来就有限；良知作为自由无限心，既然是无限，也可以有限，即主动地按照有限的规定来行事，主动地暂时地放弃无限的自由。所谓成就知识，其实就是无限对有限的俯就而已。也许称之为“坎陷”的确有点“良知的傲慢”的嫌疑，但在一个知识日趋暴涨、良知日渐泯灭、淹没的时代语境下，凸显良知、高扬道德心对于当代儒者恐怕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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