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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机所困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再度扩张并渗透到拉美，其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两种趋势的后果是推动该地区的生产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日用品生产。农村则面临着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农业的发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土地改革加速了封建财产的转变，并使仍在统治地位的土地精英们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利于节省劳力而不是节省土地，并使得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这种形势使得依附资本要想进一步控制民族资本更为困难，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发了一系列危机。[26]
德·詹维尔由此认为，在国家政权的层次上，资本内部存在着矛盾：依附资本要求便宜的劳力，累进的收入分配以促进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资本则要求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而增加以便创造一个消费日用品的国内市场。“为克服此种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创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通货膨胀率与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债。”[27]因而，当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斗争陷入僵局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会易于扩大，而工人阶级斗争的威胁则会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再组织和制定政策的权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维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实例证明该国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阶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他们同处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霸权庇护下。这三个阶级虽有短期利益冲突，但并无根本性矛盾。国家政权在维护他们共同长期利益的同时，不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继承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它使军队和官僚机构合为了一体，就其与本国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来讲，它是过度发达的。
阿拉维认为，地主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们已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在早先的反帝斗争中确实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独立后发生了重要的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与亲帝国主义“封建”因素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和法律的结构已经存在，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来的。[28]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扩展其经济活动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进工业技术方面依赖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日遭冷落的买办资产阶级则起而反对它无法与之竞争的都市中心的扩张活动，但已无太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虽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官僚军事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们通过私下腐化及本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并从中捞取了巨大的好处。
此外，阿拉维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三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但在边缘地区，这三个阶级的经济作用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它们并没有长期的根本利害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影响，保证了能农业收入免征所得税的好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都要求征收农业税以便为更大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排斥，如有关原棉价格的政策就有损于种植者的利益而对大纺织厂主有利。虽然如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幸尚能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长期的根本对抗。因为在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去反对封建主义，它已获得一套殖民政权准备好的，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国家制度。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后，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机构组织。此外，在获得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依靠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后者也在谋划着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从而避免了伴随他们自己投资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30]当然，这种合作使原来的买办阶级的作用逐渐为都市中心资产阶级所取代。
总之，这就是三个统治阶级既有短期的利害冲突，又有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这种既有短期冲突，又有长期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后殖民地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时期，这了确保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力量使殖民地内部其他各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往往使这部国家机器过分强大。而这个以官僚和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大部为最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并形成了种种制度化的权力移交程序。[31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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