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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毛泽东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6、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
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其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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