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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 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
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
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毛泽东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毛泽东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
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毛泽东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毛泽东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毛泽东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毛泽东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
:“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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