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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毛泽东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毛泽东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毛泽东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毛泽东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
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毛泽东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应当承认,在毛泽东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彭德怀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彭德怀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毛泽东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毛泽东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 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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